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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革命力量在马坝”

——年南京知青插队盱眙马坝经历追述

张承东

年2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长篇通讯《一股革命力量在马坝》。这篇带有鲜明时代*治印记的文章，记载了江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年，以南京几所重点高中优秀应届毕业生为主，共名南京知青响应*和国家号召，主动放弃高考，到苏北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当“新农民”。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插队马坝知青们已进入古稀之年，少数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在马坝插队务农经历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但他们的人生故事却是江苏知青史上的壮美篇章，也是盱眙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画卷里浓重的一笔。

今天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既是对“一股革命力量在马坝”这个历史事件价值的肯定、教训的反思和意义的提炼，又是为当今青年提供一个人生镜鉴。笔者不揣浅陋,借用《新华日报》当年报道南京知青插队盱眙马坝公社新闻通讯的标题，拂开历史烟尘，寻觅这群热血赤子留在马坝土地上蹒跚而坚定的足迹。

一、由董加耕、邢燕子们引发的弃学下乡务农的风潮

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艰难爬坡的阶段。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领导下，正以从未有过的热情与干劲向”一穷二白”宣战，努力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但是这要经历一个艰苦而长期的奋斗过程。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农业基础设施差，抗自然灾害能力弱，农业科技水平更差,农作物产量很低，农村贫穷。尤其当时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中走出，经济还处在恢复期。落后的农业难以养活急剧膨胀的城镇庞大人口，脆弱的工业又容纳不了城市里愈来愈多的青年就业,而农村又亟须知识青年来改变缺文化缺科技的状况。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农村教育条件差，文盲多，尤其是要通过科技来提高粮食产量。欲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就需要城里有知识的青年下乡。从国家发展大局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目标考虑,*中央作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大决策,在城市广大知识青年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很快行动起来,相继出现了江苏盐城的董加耕、天津的邢燕子等主动放弃高考下乡务农的知青典型。这些先进典型经媒体广泛报道后，成为城市中学生争相效仿的*治偶像，为更为大规模的知青到农村插队推波助澜，很快影响了中国大部分城市的中学。*团组织和各种媒体持续升温的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造势，在城市一部分高中学生尚未成熟的心灵中，涌起阵阵到农村去战天斗地的理想主义冲动。这种冲动愈演愈烈,直接影响了许多高中毕业生的人生选择。年南京出现的在全国有相当*治冲击力的“七十二贤”弃考务农的重大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年的5、6月间，江苏省会南京市各高级中学应届毕业生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参加高考。家长们也热切期待经过12年寒窗苦读的子女金榜题名。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震撼全城的大事：在南师附中、南京一中、南京二中等南京市有名的中学，有几十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主动向学校写申请，要求弃考务农，而且态度十分坚决。这些学生大都是工人子弟；一些人还是生活条件优渥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们中有的还是学生干部。这批学生共同特点是品学兼优，大都是班级或年级的尖子生，考北大和清华等名牌高校都是有相当把握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件事对学校、家庭、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心理冲击。从学校来讲，这些同学经过十二年寒窗苦读，老师真心希望他们能考大学，成为国家高层次建设人才；家庭更期冀他们能考上名牌高校深造，个人有个好前途，也光宗耀祖；社会上有理解支持也有惋惜反对的。一时间，“下乡务农”和“高考读大学”形成了一个时代观念的激烈冲突，很快引起一番波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思想交锋与家庭矛盾。这其中以女学生方玉为代表。方玉原名叫*桂玉，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本人是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江苏四所省重点中学之一）的优秀生、共青团员。方玉考名牌大学可以说有十成把握，她的父母和奶奶都希望她能考大学，将来成为科学家，可是方玉却下决心以董加耕、邢燕子为榜样，弃考下乡种田。闻听此事，方玉的家人急坏了，轮番做她的思想工作，可方玉就是初衷不改。家里长辈气愤失态，说她是”家庭叛徒”，反复围攻劝阻。年少气盛的方玉，一度闹到要与家庭决裂。这件事，引起了南京*团组织的重视，认为这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指示媒体进行报道并发动社会讨论。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后，轰动了南京城乃至江苏全省。一个原本普通的家庭对子女前途的争论，被上升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旧观念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新观念之间的斗争与交锋。

在这场斗争中，受到*团组织支持的方玉是“赢家”，她后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被批准到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落户了。为表示自己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一辈子的决心，下乡以后不久，方玉还同盱眙的一个农村青年结了婚。当然，年南京市中学高中应届毕业生弃考务农与家庭发生矛盾冲突的事例还有许多，但没有任何家庭能够阻止得了子女的弃考务农选择。

　　方玉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弃考务农的“坚定派”在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竖起来了极为鲜明的*治标杆，很快有72人第一批获得组织的批准。当时南京各界借用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佳话，把这72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誉为“七十二贤”。

这批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意愿与举动，恰与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新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年5月，江苏盐城地区已出了一个主动放弃到北京大学读书机会回乡务农的知青典型董加耕，轰动全国，为江苏形象加了分；江苏省委正酝酿再树一个“集体董加耕”典型，以在全国造成更大的声势与影响。“七十二贤”的出现，为省委意图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江苏省委趁势而上，很快把这批知青弃考下乡上升到江苏省落实中央“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倡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农村“三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度，集中力量打造这个典型。

年之前，全国尚没有城市知青集体下乡插队的，江苏省南京市开了先河。对于这批知青插队地点，江苏省委也作了精心选择，从有利培养出发，决定把他们集中安排到苏北盱眙县马坝公社。因为马坝公社当时虽贫穷落后，但与省内最贫困地区相比，条件还算好一些，重要的是与南京距离较近。省和南京市对这批知青到马坝公社插队十分重视，也很关心，明确指示：集中劳动，培养锻炼；并要求由省教育厅、省知青办、团省委、南京市教育局来落实。省市有关部门组成专门工作组到马坝跟踪指导培养；知青就读的中学也派出老师到马坝跟队辅导。据说，当时江苏省委主要领导还有个想法，将这批知青通过农村实践锻炼后，配备进公社、县和地区领导班子，以加速领导干部知识化（当时高中毕业已经算得上大知识分子了）。这种说法尽管没有正式见诸文件，但是与那时中央主要领导的提法也是吻合的。（根据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主席刘少奇曾针对知青下乡务农说过这样的话：“知识青年有文化，到农村锻炼一个时期可到县里担任领导工作，还可以到省里和中央嘛！”这本来是加强干部队伍知识化的很好设想，可是“文革”中却被错批为“下乡镀金论”。）

　　这批知识青年离开南京之前，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多次前往看望，鼓励他们要在下乡革命的道路上走到底，做好革命事业接班人。为表示上山下乡干革命忠心和决心，“七十二贤”临行前还专门瞻仰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他们对着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庄严宣誓：“我们一定不忘血泪史，牢记阶级仇。继承革命传统，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要让美丽的青春，象永不凋谢的花朵，开放在广阔的农村；要把劳动的智慧，像滚滚的扬子江水灌溉在广阔的农村；要把远大的理想，象金色的种子，播撒在广阔的农村。当一辈子农民，永不变心！”

　　这批南京知识青年，怀着一腔热血，为了在农村广阔天地实现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崇高理想，与旧观念决裂，与家庭不同意见抗争，甚至连自己的身体疾患也不当回事。知青王作霈是邮电职工的儿子。王作霈在高中每个学期、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考上大学的把握很大，可是他却坚决要求下乡务农；在毕业之前，他就利用假期悄悄地到农村参加劳动，为以后长期扎根农村做了充分准备。肖五妹是个工人女儿，在高二时，她就立下了到农村当新农民的志向。高中毕业后便向学校递交了弃考务农申请。她日夜盼望下乡的通知，可是她眼睛高度近视，右眼近视度，左眼近视度，学校考虑她到农村去劳动有困难，没有批准。肖五妹铁下心下乡插队，反复写信给省教育厅领导，表示只要组织批准她到农村去插队，保证能克服一切困难。领导终于被肖五妹的决心打动，批准她去了农村。革命*人的女儿程淑凤高中毕业请求下乡，原来她可以到国营农场去，可她听说到农村公社插队比到国营农场更艰苦，她就坚决要求到农村公社去。临行前老父亲送她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个笔记本，并要求她在广阔天地里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革命家谱上写出新的一页。

当然这些在省城出生长大，很少或从来就没有到过农村的城市知青，头脑里还有对农村的好奇与向往。当时学校对农村状况的介绍，有一些是从*治需要出发的失真宣传，因而这些懵懂青年心目中的农村多是山清水秀，稻菽飘香，一片莺歌燕舞，如同世外桃源。年到马坝公社插队的南京知青孔平回忆：下乡前，马坝公社的一个姓王的主任在南京给他们做报告介绍：马坝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绿树成荫；想吃水果，伸手从树上就可以摘到，想吃鱼，随手从河里可以捞到……然而等我们到了马坝，进入到生产队时，我看到的是弯弯曲曲的土路高低不平，散落破旧的村庄和荒凉的茅草房。农村真实情况和介绍的相差得实在是太远太远。

　　第一批到马坝公社插队的南京知识青年共名（在“七十二贤”感召下，又有一批自愿弃考务农的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经组织批准一起下乡到马坝，共名），知青们临行前，江苏省和南京市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知青们胸戴大红花，于年9月17日上午从南京下关出发，乘坐几辆大客车奔赴盱眙县马坝公社。大家高唱着“我们青年人有颗火热的心……”，欢声笑语，心潮澎湃。据当年到马坝公社的知青回忆，从南京到盱眙县马坝公社的石子公路既不平坦也不通畅，他们是绕道安徽天长县辗转七八个小时才到达马坝的。到达马坝时大家虽然又饿又累，但马坝公社领导和乡亲们欢迎的热情驱散了他们的饥饿和疲劳。下了车，马坝公社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各生产大队来接知青的社员们争着帮知青们挑行李。这些农村人不明白知青们小小的行李箱子为何那么沉，原来这些箱子里都装满了书。这里面有唐诗宋词，有普希金、歌德的诗歌，还有马克·吐温的小说，不少知青是带着文学梦来到农村的。

　　盱眙县委和马坝公社*委根据省委的要求，从便于管理和锻炼出发，把名南京知青分别安排在交通、石桥、马安、老庄四个生产大队，并按5—9人不等组成“革命之家”，插到各个生产小队。当时同来的还有省专门组织的带队教师小组和工作组，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将和知青同生活、共劳动，以帮助这些知青尽快适应农村生活与生产劳动。知青到马坝后，省有关部门领导也悉心关怀。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朱之闻、省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赵公正、南京市教育局几位局长也多次到马坝公社亲切探望和热情鼓励他们。盱眙县和马坝公社领导、知青插队的四个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干部也全力以赴帮助插队知青，以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进入新的生活与劳动状态。

南京知青插队到马坝就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新农民”。这个称谓既简明又含义深刻，饱含马坝父老乡亲对他们的无限希冀。这些南京来的新农民要用文化知识改变马坝农村，要在马坝这块土地上革”一穷二白”的命，要在农村“三大革命“”中把自己锻炼成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还要通过知识的传输与影响，把马坝公社的本土社员逐步过渡成为新式农民。

这些“新农民”也成了当时媒体热追的重点。中央和省市报纸电台不断派记者来马坝对他们的生活、劳动与思想转变进行追踪报道。家长们也经常到马坝来看望自己下乡的子女，并且体验农村的生活。方玉是知青中的特殊人物，南京知青到马坝不久，《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就专程从北京到马坝对方玉进行专门采访，写成了《挣脱家庭束缚，做无产阶级好儿女》的长篇报道。这名富有*治想象力和解读力的《中国青年》记者还特地将方玉从原名“*桂玉”改为“方玉”；并说改为“方玉”名字好，有棱有角还有斗争性。这篇报道刊登在年第22期《中国青年》上，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年，一个平常而又特殊的年份，来自南京的名知识青年就这样在马坝公社大地上安了家，开始了他们青春理想的起航，也进入时代赋予他们的连续十几年艰难与困苦的历练。

二、艰苦的过“三关”与饥饿的煎熬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鉴于交通不畅和人口流动少等原因，城乡差别很大，城里人对农村知之甚少。这批南京知青到马坝公社前可以说是麦苗与韭菜都分不清，对农村劳动生产方式、农民生活习惯更是陌生。在城里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的知青，现在要到马坝公社过和当地农民一样的清苦日子，与农民一样“脸朝*土背朝天”去劳作，挣工分，自食其力，真是人生的一场大翻转。要在这里去实现自己建设美丽富饶新农村的理想与抱负，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不知要吃多少苦，受多少难！

当时的中国农村除了缺吃少穿，还有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马坝公社几乎所有的生产大队都没有学校，没有文化娱乐设施，也没有卫生所。农民生病大都忍着扛着或用土方治疗，甚至用封建迷信的方法来止疼；因为缺钱，许多人小病拖成大病才医院治疗，往往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饮水条件更差了，吃用都是自挖的土井水；没有通电，照明主要是煤油灯；农民贫困，买不起牙膏牙刷，因而祖祖辈辈也没有刷牙的习惯；知青到了马坝公社，早上在庄子边河沟里舀水刷牙，老农和孩子们都围着看稀罕。这些省城长大的青年人如同到了另一个世界，一片荒凉的天地。

20世纪60年代的马坝公社种田方式还原始落后，没有农机，全靠牛耕犁耙，人挑肩扛。这些省城里的“洋学生”要从头开始学会用牛耕田、栽秧收割、挑担打场、挖沟扒河等农村“十八般武艺”。可是个蜕皮换骨的过程。农田基础设施差，农作物品种老化，抗旱抗涝能力弱，庄稼产量很低。正常年景，小麦每亩收一二百斤，水稻每亩能收三四百斤；要是碰上旱涝，产量更低，甚至颗粒无收。社员大都靠返销粮度日，家家户户三餐稀饭有时还吃不饱。农闲季节，农户大都吃两餐稀饭。夜晚为省灯油，社员家大都早早熄灯，村庄黑魆魆的，让人心生胆寒。“新农民”就要和“老农民”过一样的日子，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心理转变。

　　南京知青来到马坝要扎下根，首先要过好艰难的“三关”，即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

　过思想关。在知青的“革命之家”里，都订立了严格的*治学习制度，组织生活制度。劳动之余，大家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写日记，天天与自己头脑中怕苦畏难、自私自利思想苗头作斗争。还要用雷锋、王杰等先进模范的事迹作为镜子，天天照自己；向贫下中农学习，生活向低标准看齐，思想向高标准看齐。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用无产阶级的*治滤网，把自己思想“过滤”得纯而又纯。现在我们看起来极细微的小事，在当年知青们中都是需要“自我批评”“自我革命”的大事。方玉所在的“革命之家”大家轮流烧饭。有一次，“革命之家”有三位同伴和贫下中农代表一起到公社去听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这时候，她脑子里忽然一闪：你们出去，抛头露面，我在家里为你们烧饭？！……这是个什么思想？方玉立刻产生自我警觉了：为什么张思德甘于做平凡工作，而自己就是想到“我”？想出风头，就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在作怪。她命令自己把“我”字丢掉。方玉觉得头脑中的“我”字十分顽固，随时随地会冒出来，要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到底，就得与“我”字斗到底。不久，团支部评选优秀团员。会上，开始提出的两个候选人就没有她。方玉坐在一边，头脑里冒出一个想法：我是团省委表彰的优秀团员，现在在自己的支部里连提名都没有，面子往哪儿搁。她脑海又迅速转了一下，又立刻提醒自己：人家就是比我好，有什么面子过不去？现在差，以后努力。丢掉了“我”字，方玉的心情就愉快了。会后，她在日记上还自我检查了六方面的缺点。

　　马坝新农民就是像方玉那样来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这种方法还真见效快，下乡一年之中，有六十人参加了共青团。仲新夏、詹关泰、王作霈三人还被吸收为中国共产*预备*员。

　过生活关。来到马坝的南京知青按5—10人不等组成“革命之家”分到4个生产大队的27个生产队。因为缺房子，只好先将就安排住下，有的住到打扫干净的牛棚里，有的借住在老农家。为让知青有个安身的“家”，就由生产队长组织社员帮他们盖泥土茅草房。盖房第一步就是挑垡头。所谓垡头就是用锹挖成一块块带有草根的湿泥块。每块垡头有二三十斤重，这些从未干过农活的知青挑起垡头担子歪歪倒倒，又不会换肩；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很多人摔倒又爬起，扭了腿，伤了腰。有的人肩膀不到半天就磨得红肿。但这些知青咬着牙坚持着，在社员指导下，渐渐学会了挑担子和挖垡头垒墙，有的还学会架梁椽苫茅草。经过一段时间苦干，每个“革命之家”都有了三五间泥墙茅草新房子。“革命之家”分成了男生、女生宿舍和厨房。虽然简陋，毕竟有了一个“家”。

　　有了“家”，就要天天做饭，这些刚出校门的知青在南京几乎从未烧过饭，做过家务，现在却要自己做饭，又是一道艰难的“坎”。城里烧饭用煤、用钢精锅；农村烧饭是土灶台烧柴草，用土铁锅；城里用自来水，农村却要自己从很远的土井或沟渠里抬水担水。马坝公社这儿烧饭叫“当锅”。知青不分男女都要轮流“当锅”，很多人刚学“当锅”手忙脚乱，焦头烂额，也做不出像样的饭。幸亏当地社员大妈大嫂大姐帮助，手把手教，通过一段时间，这些知青逐渐学会了做饭。

过劳动关。“新农民”也是农民，学会干各种农活，这是南京来的知青要掌握的最基本的劳动技能和生存本领。因为未来的日子他们要和当地农民一样，通过干农活挣工分养活自己。到马坝不久，生产队干部就分派社员手把手教他们耕田耙地，插秧除草，收割打场，挑担上河工。这里讲的每一件农活都是极其苦累的过程，要学会需要付出痛苦疲劳的代价。

插队交通大队的女知青马明遐回忆当时学插秧时这样写道：刚到马坝，老队长对我们说：农活里技术含量最高、最苦、最累的就是插秧。可知青们并不理解其中深刻含义。插队第二年（年）初夏，队里分配马明遐与另一个女知青去跟妇女队长学插秧。那时马坝种稻有两种方式，一是撒旱稻。所谓“撒旱稻”就是一些人少地多的生产队，在一些地势较高、盛不住水的薄田里，撒上一些稻种让它自己生长，这种方式产量很低。另外一种就是把育好的秧苗薅出来，插在耕耙耘耥好的水田里。马坝农村叫“乱插棵”，虽叫“乱插棵”，可是当地妇女插起来一点也不乱，只见她们左手均匀地分苗，右手往水田里一伸就插好一棵，她们动作很有节奏与韵律，简直如同一种形体艺术，她们插得秧苗一棵棵都立在泥中，横竖成行，而且她们插秧的速度很快。而“新农民”对这些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插秧动作却学不会，左右手分苗笨拙不堪，插起秧苗来手忙脚乱，很不协调。插下去的秧苗还东倒西歪，有的还漂在水上。虽然他们的任务只有当地社员的一半，还是累得要死，靠当地妇女社员支援才完成。知青们每天晚上带着一身的泥水，撑着腰酸背痛的躯体，蔫头耷脑地回到“革命之家”，许多人往床上一倒，连晚饭都不想吃了。

　　插队在石桥生产大队的孙德仁回忆：年冬天，队里安排他学耕田。耕田这活，在农村是个技术活，一般都是有经验的年纪较大的人干的。他光觉得耕田好玩，可不知其中大有诀窍。开始牛认生，驾上套不肯走，打一鞭子牛跑起来又拉不住；犁头深浅不易掌握，更谈不上走一条直线了。耕水田是一脚深一脚浅，耕旱田庄稼根扎脚。孙德仁不灰心，不怕苦，在老农手把手教和大小队干部鼓励下，终于学会了用牛耕田，后来还成为一个好把式。他还学会了用牛套石头磙子打场，扬场晒场，成为一个干农活的多面手。

这些知青，就在马坝这块土地上，迅速完成城里细皮嫩肉的“娇小姐”“白面书生”向粗黑健壮“新农民”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依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分析年马坝知青快速实现人生转变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内因”：真心实意下乡锻炼，自觉地到农村吃苦；还有那个时代宣传的英模人物对这些知青的激励作用也很重要。多种因素使他们迅速养成勤俭朴素、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勇于献身建设新农村的良好品德。当年南京二中汪庆云作为带队老师在马坝生活工作了8个月，多年后，她回忆道：我这一辈子只是从校门走进校门，从来没有受过艰苦环境的锻炼；如果说有，那就是在马坝8个月里，我接受了“新农民”的再教育。汪庆云老师回忆起南京二中女毕业生吕惠珍有这样一段深情的概括：“吕惠珍同志起得最早，先挑好水，烧好早饭，不论霜冻的早晨还是因公外出，她总是背着粪筐拾粪。她干起活来不要命，担子挑得老重，有一次，她挑起了斤重的稻把担子。同志们，这是什么概念，就连壮汉也难以挑起的重担啊！”

　　最能说明南京知青闯过“三关”的例子是到淮河河心洲割芦苇（当地叫“芦柴”）。年11月，为了锻炼知青，也是为了给新成立的知青各“革命之家”增加一些收入，马坝公社决定从20个“革命之家”抽出39名知青，到盱眙县城西南淮河河心洲一个被叫作“一撮毛”的地方割芦苇。

　　从马坝到“一撮毛”有一百多里路。公社为了锻炼知青独立作战能力，没有派马坝本地干部带队，而是让知青选出干部自己管理自己。到芦苇滩割芦苇，是个苦活，盱眙当地流传这样一句话：宁上刀山，不上芦柴滩。但知青不怕：他们说干革命就是刀山火海也敢闯。这些热血青年背起背包，怀揣毛主席著作，挎起镰刀出发了。坐上木船，行驶在波澜不惊的淮河上，看着两岸美景，这些知青心花怒放，胸中漾满诗意。马安大队知青赵宗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船工使劲地划着桨，船在淮河水面上逆流前进，大家情绪高昂，淮河两岸的景色也令人心旷神怡：一边是县城一排排的茅草屋和砖瓦平房，层层叠叠从山下直到山顶；一边是淮河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和淮河水融为一体。举目望去，这里全是芦苇，可以说是芦苇的世界，身置其中，人们只能望见头顶上一小片天空，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甩着芦苇缨的芦苇。”

　当年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报道描写道：“…….船到淮河江心洲芦滩‘一撮毛’边上，芦苇密密层层。船，无岸可靠；人，无路可行。这时候，带队知青带头跳下船去，涉水而行，挥镰开路。扑通，扑通，队员很快全部上滩。因为没有经验，有的人第一次抓芦苇，手上就拉了一条大口子，鲜血汩汩冒出，但谁也没有吭声，用根布条缠一下，就干起活来了。人们听到的只是沙沙沙一片砍柴声，船老大看到这种情景，很感动，主动跳下水去，帮他们砍柴，教他们搭芦柴棚。入夜，队员在棚内酣睡了，棚外一片明月，月下是巡逻的‘哨兵’。早晨，知青们面对滔滔的淮河，迎着朝霞，坐在芦柴堆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吃过早饭，战斗又开始了，全队分成四个突击组，横扫荒滩。他们个个争先往污泥里踩，往水里跑，把干滩留给别的同志。鞋脱掉了，手破了，也顾不上，只是一股劲地向前，向前。人到之处，芦柴一片片倒下来。砍芦柴是艰苦的，但他们说：“只要想到‘革命’两字，只要有革命的决心，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们，就是天塌地陷也能顶得住！”

　　几天之后，突然天变阴了，下起雨来，这些知青就冒雨抢砍。一天夜里，疲劳不堪的知青们都入睡了，突然狂风刮起，雷电交加，大雨如注。简陋的芦柴棚里，雨水从上边漏下来，从下边渗进来。被褥被淋湿了，不能睡了。这时候，男青年住的芦柴棚内，传出了激昂的歌声：“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在另一边的小芦柴棚内，四个女青年在畅谈自己的革命理想，畅谈革命者怎样在革命道路上走到底。大雨落到天明，知青们谈到天明，唱到天明，革命的歌声淹没了雨声。大雨下了一夜，烧草都湿了，但是炊事员一定要给同志们做一顿热饭吃。柴烧不着，就用煤油引火，撒盐助燃；风太大，八个知青排成一排，用身体挡住风。就这样克服艰难，终于做了一顿可口的热饭菜。知青们大口吃着，心里感到的是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雨下个不停，淮河水在上涨。是撤，还是留？芦柴已经砍了一千六百捆，而雨呢在几天之内是停不了的，带队知青干部和大家讨论，与其在这里等，不如回去投入冬季生产。最后决定：撤！但是，运芦柴的船一时来不了，需要留三人看守。在这个“荒岛”上看守，是一个十分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这时候，知青们都争先恐后要求留下来。到底留谁，协商不行，团支部不得不用决定的办法来解决。最后决定留下朱种地等四名知青留守。五天后雨终于停了，留守的知青们用船将芦苇运到洪泽湖对岸的洪泽县蒋坝公社全部卖掉，知青“革命之家”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芦滩砍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至今马坝还有老人议论着，他们说：“新农民是一支能够吃大苦、耐大劳的队伍，是我们的好榜样。”

　　时隔50多年，笔者询问这批年逾古稀的南京知青下乡插队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饥饿。”知青到马坝公社前9个月，国家供应他们每月32斤粮食和8元生活费。生活费集中使用，“革命之家”留2元作为公共积累，以应付突发情况，实际上每人每月正常的的伙食费只有6元，生活虽比较艰苦，但加上来自南京家庭一些补贴，日子还过得去。到了插队的第二年午季，国家停止了补助，知青得凭力气挣工分得粮食，过上和当地社员一样的日子了，这时，这帮正在长身体的知青们真正尝到“吃不饱”的滋味了！

　　那时马坝公社各个生产大队都比较穷。农民住的是泥土墙的矮房子，有的穷人家连个木门也没有。每家一天三顿稀饭，一年只能吃上两三次荤腥；大伙忙忙碌碌，一年下来还填不饱肚子。“大集体”劳动，苦累一天工分值还不到两三毛钱；最穷的生产队一个劳力干一天工分只值几分钱，所得粮食养活自己都困难。当年插队马坝公社交通大队的知青薛宁回忆：天天上工，农活很重，但一年下来，挣工分、得到的粮食连自己肚子也填不饱。薛宁所在的交通大队茶安生产队属比较“富”的，一个强劳力干一天十个工分值三毛钱，而知青体力差，每天只能苦七分工，一天收入只有两毛一分钱。知青干一天收入只能够喝玉米粥，自己的零花钱还要向父母要。那时“革命之家”的知青，一天三顿（有时只有两顿）稀饭，有时稀饭里有点胡萝卜、山芋干就不错了。咸菜，春夏秋三季大多是自种的青菜，冬天就只好吃盐水泡干胡萝卜缨子，就这有时还吃不上.有时没有咸菜，就抓把盐在锅里炒炒下饭，知青戏称这是“雪花菜”。可是“雪花菜”毕竟不是菜，两天吃下来，胃就受不了，直吐清水。当地社员过惯了这种日子还勉强，可是对于这些城里下来的知青，就是极其难过的煎熬了。每顿端着稀饭碗，知青们戏称“一吸三条沟，一吹就成浪”。去地里干活，出一身汗，撒两泡尿，肚子就瘪了，经常饿得前心贴后心。大家挖沟泥，总盼望能掏到*鳝。有一天，一个“革命之家”知青劳动中挖到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鳝，大家把它煮成汤，美美地吃了一顿，那感觉如同过年。

　　当年插队在马安生产大队的戚越人回忆，一天，“革命之家”由高度近视的肖五妹“当锅”，她从自挖的土井中拎了一小桶水烧中饭。那顿中饭是莴苣叶菜稀饭。吃饭时竟然发现锅里有一只死老鼠，虽然大家恶心反胃，但是都舍不得倒掉稀饭，捞出老鼠扔掉，硬着头皮把稀饭吃了下去。

　　知青吴怀基这样回忆他在马坝农村过“革命化春节”：“大年三十，我吃了点咸肉菜饭，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写日记，看农业科技书，晚上十点多进入梦乡。大年初一天不亮就起床了，吃了20多个小实心糯米圆，就背着粪筐沿庄子拾粪。不一会儿就到了街上，冒着“贪图享乐之嫌”买了一条简装大糕，到家已经快12点了。我和一个无父母的苦孩子，一起分食了云片糕，吃了邻居送来的两只菜包子，又去拾粪了。”

　　“新农民”和当地社员过一样的苦日子，干的是一样繁重的农活。知青张熙祥这样回忆：年夏天，久旱之后的大雨来临了。生产队必须要在二十天内将几百亩水田全部插上秧。每天天未亮我们就要下田拔秧栽秧。栽秧一天，晚上还要拔晚秧。超负荷的劳动是要补充必要食物能量的，可那个年代却根本做不到。中午我们扶着断了一样的腰回到家中，不休息，必须将泡好的麦子拿到老乡家中去用磨子将它磨成糊，然后倒在烧开水的锅中，这就是中餐“连麸搅”。晚上回家还是喝那“连麸搅”。高强度的劳动与营养不足，使他们这些知青又黑又瘦；而且长期素食，肠胃对荤腥产生了排斥，了秧后回到南京探亲，妈妈心疼地烧了张熙祥平时最爱吃的红烧肉，他吃了一口，肠胃竟受不了这荤腥刺激，马上又吐了出来。

　　当年插队交通大队女知青刘重熹回忆：“刚到插队的生产队时，正逢割稻子，可惨了，我们先弯腰割，后蹲着割，最后跪着割，手上都是泡，腰都直不起来。栽秧也是，我本身就有腰疼的毛病，天还下着雨，背上顶着‘乌龟壳’（挡雨土雨篷），田里蚂蟥特别多，直往腿上爬，叮在腿上死命拍才能打下来，伤口直流血。但想到这就是干革命，要脱胎换骨，咬着牙要挺过去。常常是拖着满腿的烂泥收工，回到家连饭都不想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长期艰苦的生活，过度的农活劳累，使这些知青与当地农民产生了情感的默契：一起干苦累活，一道过穷日子。知青们甚至在满足口欲方面还进入了莫名其妙的“自虐”状态。知青们铁下心改造自己思想，这些“新农民”甚至不允许用自己的钱偶尔给自己肚子里补充点营养。那时，知青们的口号是：“*治上向解放*学习，生活上向贫下中农看齐。”“革命之家”订有严格的学习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天天要跟自己灵*深处“私”字和“贪图享乐”思想过不去，作斗争。平时一些知青家中也偶尔寄点零花钱和粮票来，但“革命之家”规定不能随便上街买东西吃，否则，五天一次的民主生活会也过不了关。要是违反规定了，就是别人不知道不提意见，知青也难过自己的心理关，因为已习惯了“灵*深处闹革命”!

　　年春天，马坝公社为了丰富知青业余文化生活要组织一场篮球赛。喜爱打球的南京知青戚越人既高兴又担忧。平时稀饭和高强度劳动把自己熬得*皮寡瘦，已有两三个月没有吃一次荤腥，球场上怎么能跑得动呢？为了增加点体力，戚越人偷偷下了一次馆子。在马坝街上简陋的小饭店里，四角五分钱一份的红烧肉把他看得馋出了口水，他一下子买了两份，又买了两碗稀饭和半斤粮票的大饼。饥肠辘辘的小戚狼吞虎咽吃了以后，肚子受不了了。走到球场，戚越人发现自己肚子胀得跑不动了。他怕领导知道自己下馆子挨批评，只好捂着肚子佯装肚子疼，这场球赛他也上不了场了。好长时间，戚越人都为这次下馆子太奢侈浪费而自责和羞愧。

　　知青钱学钧永远忘不了花三毛多钱下饭店被作“自我检讨”的往事。钱学钧所在的这个知青点连续两三个月伙食都是稀饭、山芋、咸菜；有时连咸菜也没有，只好“炒盐花”下饭。正值长身体而又天天干苦累农活的钱学钧实在受不了了。一天家里寄来五元钱，他趁到马坝街上邮局取钱时花了三毛多钱到一家小饭店买了一盘炒肉丝和一碗米饭吃了下去。回来后，同一“革命之家”的吕惠珍知道钱学钧下馆子，就批评他太奢侈。钱学钧委屈地要淌眼泪，可是他一想，知青每人一天生活费才一角七分钱，而自己一顿就吃了三角多，不是错误是什么？晚上开民主生活会，钱学钧深刻地作了自我检讨。

　　说起这些往事，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觉得荒诞可笑，可是当时的贫困窘迫生活和特殊*治环境就把这些知青的思想和习惯变成这样。他们已把这当成自觉进行思想改造，锻炼革命意志的一种方法与手段。

　　最低的生活标准、最繁重的劳动，知青们慢慢习惯了，因为当地社员们都是这样的，“新农民”当然不能特殊化。精神的作用有时是非常巨大的。这些知青从苦中找到了乐，学会以苦为乐，革命乐观主义融入了他们的行为习惯之中。在下乡后的第二个春节，马坝知青户“革命之家”大门上都贴着这样的对联：“回顾一年成绩不满足”“展望将来前景劲倍增”。就连土锅灶和锅盖上也写上“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

三、在农村“三大革命”风浪中成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业农村工作主要内容是“三大革命”。“三大革命”内容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时过境迁，我们且不评说“三大革命”功过是非，但是历史注定年下乡的南京知青必须要用青春、理想和文化知识在他们的第二故乡马坝去开展“三大革命”，在“三大革命”中劳其筋骨，淬炼成长。

南京知青到马坝自觉适应艰苦环境，向农民学干农活，受到了教育与锻炼，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信任，成了生产队的骨干力量。不少知青还被公社*委和大队*支部选派到记工员、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长以及耕读小学教师、卫生员等岗位上。知青们也不辜负上级和社员们的信任，以队为家，办事公道认真。所以干部和社员都异口同声夸奖：“南京来的知青办事我们最放心！”“革命之家”的新农民发挥了他们的文艺特长，组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计报酬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公社大队小队交代的*治宣传任务。当时马坝公社农民编了顺口溜：“自从来了新农民，毛主席语录天天学，国家大事天天讲，革命歌曲天天唱。”

在当年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对马坝知青的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革命”二字。“为革命种田”是南京知青当时共同的口号，他们将一犁一耙与改变马坝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结合起来。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是把自己的理想落在空洞的口号上，而是和马坝干部群众心连心，努力用科学知识改变马坝贫穷面貌，让社员都过上好日子。在这批南京知青参与下，马坝有了比其他公社更多联系省城**机关、高等院校、工业和科技单位的机会。新的信息不断传送到马坝，在省城工作的知青家长对马坝公社也多了一份关心，文化与科技的力量对于农村发展的作用在马坝逐步显现。

插队交通大队的薛宁到马坝不久就向生产队长建议：不能这样老办法种田，要科学种田，要搞多种经营。他利用南京关系主动与江苏省农科院联系，引进了六个小麦新品种，取得了每亩斤的高产量。为了增加生产队收入，他还建议生产队长组织社员种桑养蚕，种西瓜，使生产队效益上升，工分值也比其他生产队有较大幅度提高。

　　年夏收夏种时，盱眙县碰上几十年不遇的大旱灾。马坝公社是重灾区，而地势最高、水源最缺的是老庄生产大队合兴生产小队。这里水田龟裂，秧苗枯*，点把火都能烧着；旱田里，一瓢水浇下去，冒股烟就没有了。季节到了，秧栽不下去，眼看秋后生活就要发生问题，社员们忧心忡忡。在这个生产队插队的南京知青是詹关泰、唐懋炯、甘东、汪维恭、江慧芳、张丽金、杨悦、叶奕帆等8人。他们不畏艰苦，和社员们一起日夜抗旱。望着晴空烈日，一天天过去，丝毫没有下雨的征兆，一些社员沮丧了，对知青说：“老天干旱绝收，我们日子过不下去，看样子，你们在马坝也待不长了。”可是这8位知青坚定地说：“我们绝不会走，再困难也要和你们在一起。”

　　秧苗是插不成了，合兴生产队决定以秋补夏，扩大山芋种植。山芋秧不够，知青詹关泰主动请缨，外出购买山芋秧。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名社员跋涉近百里去清江市购买山芋秧。时值春末夏初，夜晚还比较冷。詹关泰出来时只穿了一件汗衫，夜里冷得打哆嗦。离开马坝时，队里给了他5元零花钱，他可以用这钱租被子，可是詹关泰想到，今年队里遭了这么大的灾，每一分钱都不容易，我怎么能随便花？于是他和一起去的社员找了一个通铺，盖着装满山芋秧的麻袋睡了一夜。第三天，当他带回满满两麻袋山芋秧回到马坝时，社员们都伸出拇指夸赞他，异口同声说：“抗旱抗灾就是要这种‘新农民’精神！”

　　山芋秧买回来，必须抗旱栽苗保苗。这8个“新农民”又挺身而出，和社员一起，挑水栽山芋苗。一天又一天，还是干旱无雨；本生产队的塘、河、井都见底了。他们只好到外队的水塘去挑水，往返一趟几里路，他们肩膀磨破了，不皱一下眉头；腰酸痛了，不讲一声累。当时，队里规定每瓢水浇两棵山芋秧；为了保证山芋苗的成活率，“新农民”一瓢水只浇一棵秧。社员没有浇透的，他们就补浇。“新农民”们说：“只要能多产一斤山芋，我们甘愿使上万分劲。”在这艰苦的日子里，他们白天劳动，喝着稀饭，就着咸菜，晚上不顾劳累照常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写日记，给自己补充精神力量。

　　“新农民”和社员们一起奋斗，战胜了严重的旱灾。合兴生产队当年挑水抢种的55亩山芋，收了3万多斤。大旱之年，这个生产队全年粮食产量超过了去年。社员们抬着分到的山芋回家时，都说：“今年应该给‘新农民’记头功！”

　　在当年马坝知青中，至今都常提起一位“曹大哥”，他就是年—年任马坝公社*委书记的曹善读。这位*人出身的泰州籍人氏到马坝公社做*委书记时很年轻，他不允许知青叫他“曹书记”，而是叫“大哥”，他也的确像兄长一样关心这些知青。曹书记很有远见，他认为在农村，发挥这些知青的文化知识作用比单纯让他们干农活更重要。他不把这些知青当单纯的劳动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他们文化知识有用武之地。他倡导组织知青文艺宣传队，不光宣传*治，还要向社会宣传农业科技知识。为解决“一平二调”问题，曹书记决定抽调10名南京知青成立大南“革命之家”，同时挂牌“马坝公社民办农业技术推广站”。集宣传队、农技站、篮球队、直属民兵排于一体，白天上工抓生产，晚上集中编排节目，还和公办农技站一道搞科学种田试验。为此，曹书记还和省工作组发生认识上冲突。省委工作组认为这批南京知青插队到马坝公社主要任务就是干农活种田，曹善读书记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曹善读不仅和省工作组头头争论，还大胆向省委书记陈述他的观点：“马坝公社现有两万多劳力，我们不缺种田的人，缺的是文化知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精神；知青插队就补了这个缺！”曹书记的见解得到省领导的肯定与赞许。

这些来自南京的新农民，不甘心“第二故乡”马坝贫困落后。他们要通过办农场树一个“科学种田”建设新农村的样板。年，名南京知青到马坝后，为了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他们大都在劳动之余，报考成为江苏省函授大学农学系学员。知青们边学边用，把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用在种田实践中并传授给马坝的农民兄弟。年开始的那场“文革”改变了这批知青的命运。城乡造反派夺权，江苏“旧省委”被推翻了，插队马坝公社的这批江苏“旧省委”树立的上山下乡知青典型成为“黑苗子；江苏函授大学停课了，科技活动停止了，知青的热血与理想被当头浇了冷水。但这批知青毕竟是有文化的热血青年，毕竟经过几年农村艰苦劳动的洗礼，他们不甘沉沦，想靠自己的知识在艰难混乱的局面中为农村干一番事业。于是，陆自凯、汪维恭、时衡、吴怀基等知青发起倡议，向公社和县请求在马坝公社东北部最贫瘠的一块叫“九里荒”的地方办一个知青农场。可是，当时“文革”闹得正凶。盱眙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闹革命，县和公社干部也不时被造反派批斗、打倒和“靠边站”，都没有心思干工作了，就是这批知青中“家庭出身不好”的也被波及。对于办“九里荒知青农场”，当时县和公社领导班子也意见不一，迟迟定不下来。“初生牛犊不怕虎。”知青陆自凯等人到盱眙县城直接找县革委会汪良主任，力陈热切愿望和壮志豪情。老革命出身的汪良深为这些知青的热情和精神所感动，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指示盱眙县“知青办”主任蒋珍和马坝公社*委支持知青创办农场，为全县插队知青树一面旗帜（年，南京又有大批知青下乡插队，盱眙其他公社也陆续来了不少南京插队知青）。在县财*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汪良主任还决定拨出7万元专款支持马坝知青创办“九里荒知青农场”。也算是知青有幸，县委此时又调派刘锦章到马坝任*委书记，赵鹏秋任副书记。刘锦章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深知抓好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也明白知青在农村科学种田中的作用，当然支持知青；赵鹏秋是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刚从中央团校培训回来，与这些知青更是心心相通。这两位领导在自己职权与能力范围内给予知青办农场以很大支持。就这样，由从马坝一些生产队先期抽调的13名知青领头，将“九里荒知青农场”大旗树了起来。后来还有一些知青陆续加入。南京知青在九里荒多亩土地上，用智慧和汗水，用学到的农技知识，开始了新的一轮艰苦创业。

“九里荒知青农场”知青们不畏天寒地冻和酷暑烈日，用板车拉，用肩膀扛，一根根电杆竖起来了；用木犁翻，用铁锹挖，县里也支持了一些大型农业机械，他们终于将“兔子不拉屎”的荒地变成良田。功夫不负有心人，知青们运用学到的农技知识科学种田，迅速取得成效。短短三年时间，九里荒农场的水稻、三麦单产在马坝公社名列前茅。九里荒变成米粮仓。九里荒农场还养出了马坝公社第一批“约克夏”猪，第一群“白洛克”鸡，办起了马坝第一个队办工厂，人均收入也在全县名列第一。在马坝公社其他生产大队社员一个工日只能挣几分、几毛钱的时候，九里荒农场知青一个工日却可以挣到一元钱以上。这些“新农民”吃上自己生产的大米、白面，隔三岔五还吃上猪肉和鸡鱼鸭肉，甭提多么兴奋了。“九里荒”成了知青理想实现之地。马坝九里荒知青农场经《新华日报》等报刊和广播电台报道，成为当年知青创业的典型，在全省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许多地方知青还慕名来学习。南师附中、南京一中、十中、二十九中等一批重点中学，纷纷把九里荒知青农场当学农基地。直到现在，当年的马坝当地老社员提起南京知青科学种田都翘起大拇指。

　　20世纪60年代，马坝公社在田地耕作方法上只是“耕耕撒撒，收收打打”。不懂良种选育和科学施肥，产量很低。南京的新农民下决心用科学知识改变马坝落后的农业方式。他们边学边用，将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用在种田上，并逐步灌输给当地社员。

　　在石桥大队西庄小队插队的樊正中、楼茂豫等11名南京知青，就充当了科学种田的先锋。年秋天，稻子成熟了，要选种，西庄小队农民怕麻烦，就不选了，可是这11位“新农民”认为必须选，不选种子不纯，下一年就不会高产。在新农民坚持和带领下，西庄选出了纯度高，抗病抗虫力强的好稻种。结果年邻队稻子由于品种差，遭到病虫害，大幅减产，而西庄生产队稻子却抵御了病虫害，获得了高产。西庄生产队的南京知青还搞起试验田，他们把苏南的水稻种植管理经验学来指导社员。当地社员看到新农民试验田里稻子比生产队里大田好，都跟着学。科学种田立竿见影，年，在马坝公社遇到先旱后涝的严重灾情下，新农民试验田里的水稻亩产量竟达到了九百斤，创造了丰产奇迹。社员们看到科学种田好处了，表示今后种田就跟着南京来的”新农民”学着干。

　　南京来的新农民还使马坝公社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从柬埔寨回国的华侨青年吴镇洲年从南京一中高中毕业后，主动放弃高考，成为“七十二贤”之一到马坝插队。年初，江苏省决定在全省搞20个人民公社机械化试点。马坝公社就是其中之一。马坝公社*委和省驻马坝工作组经认真研究，决定选调知青吴镇洲来当马坝农机站站长。吴镇洲深知，省里之所以选择在马坝公社搞试点，是因为有他们这一批南京下来的有文化新农民，他下决心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干好马坝农机事业，减轻乡亲们繁重的田间劳作，也不辜负省领导的关心支持。搞农业机械化，最缺的是人才。吴镇洲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培养。他请国营三河农场老师傅来授课，还派肯钻研、能吃苦的知青到县拖拉机站学习农机具制造技术知识。他了解到一位在*埔*校毕业的老余师傅是个农机专家，就冒着*治风险，专门请其来当指导老师。吴镇洲当农机站长短短几个月就取得明显的成绩，农机在马坝当年抗洪排涝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来吴镇洲又被委任为马坝农机具修造厂厂长。他又组织技术革新，生产出工农型脱粒机多台，并逐步研制出砸石机、新型耙等农用机械。马坝农机修造厂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单位”。年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县领导在大会上专门表扬了吴镇洲这个聪明能干的“小华侨”。吴镇洲被培养入了*并被选为马坝公社*委委员，后又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深造。

　　在那个*治挂帅的年代，南京知青不仅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改变农民的思想与观念。他们针对农村陈规陋习和社队管理上的漏洞，加强*治学习，提高社员觉悟，强化集体意识，铲除自私自利思想，在农村树立良好风气。同时通过建章立制，使公私分明，生产队管理逐步完善，社会矛盾也大大减少。

　　在石桥大队西湖生产队落户的王基江、吴石祥、王善耕等7名知青在劳动中与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但是他们也觉察到了队里*治挂帅不够，社会主义新风气没有树立好。李明华等3名知青被选为队委后，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年夏季，这个队有个干部组织10名社员和2名知青挑粮食。当时活儿很重，这个干部就拿了集体的12斤小麦磨成粉，做了12个饼分给大家吃。可是参加挑粮的两个南京知青没有要饼，并且严肃地提出这种做法违反制度，大家已经按劳记了工分，就不应再吃队里的粮食。队干部和吃饼的农民觉得新农民讲得对，都主动向队里还了粮食。群众都说：“新农民办事认真，大公无私！”

　　在新农民带领下，西湖生产队建立了学习和民主生活会制度，队委逢七开会，先学习，再交流思想，最后谈生产。队委还分工包干，抓群众思想*治工作，使生产队面貌焕然一新，西湖生产队也由后进队变为先进队。西湖生产队抓*治经验得到大队与公社的重视，进行总结并在其他生产队得以推广，成效十分明显，马坝公社社员的思想觉悟普遍有了很大提高。在知青影响和带动下，马坝公社地方风气得到净化，集体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

　　年南京知青到马坝后，马坝公社*委就把他们当作改变农村文化落后面貌的生力*，充分发挥这批知识青年文化特长，开展扫盲和发展农村教育。马坝公社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都办起了由南京知青担任教师的耕读小学。每个“革命之家”都推荐1—2名知青担任耕小教师或扫盲教员，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教儿童读书识字，帮成年农民摆脱文盲。交通大队茶安小队女知青刘重熹就当了较长时间耕读小学教师。茶安耕读小学成立之初只有二十几个学生，利用“革命之家”堂屋做课堂，用泥巴垒课桌，学生从家里自带凳子。刘重熹还自己动手用泥巴、竹子做成活动计数器，进行数学运算；她还做了双筒手摇语文单词机，形象地将语文书上的单词，动态地展示给学生，这让从没有见过世面又不识字的农村娃感到很新鲜，引起了他们很大学习兴趣，取得很好教学成果。由于茶安耕读小学办得很有特色，年底，马坝公社推选刘重熹参加盱眙县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并作经验介绍。年《江苏教育》第七期还刊登了刘重熹撰写的题为《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文章，《新华日报》记者还对她作了专访。

　　南京知青不仅为马坝农民学文化作贡献，还成了马坝农村卫生和农村文艺娱乐的积极推动者、实践者。马坝各生产大队第一次办起了医务室，许多知青当了“赤脚医生”，过去生病靠忍靠抗的农民可以到家门口大队医务室知青“赤脚医生”处看病了。世世代代不懂生理保护，经期下冷水，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也懂得了妇女保健知识。知青们利用农闲还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将农村的新人新事编成快板、大鼓词等节目演出，既活跃了农民的生活，又促进了移风易俗新风尚形成。

　　南京来的新农民，为贫穷落后的马坝带来了新气象，为马坝未来的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四、马坝大地培育出的知青英模

　　年插队盱眙县马坝公社的知青们在下乡前和下乡后很长一段时间，*团组织跟踪培养，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在插队马坝开展“三大革命”的艰苦实践中，南京知青养成了吃苦耐劳、舍己为人的品格，他们中也出现了一些英雄模范人物，成为社会学习的的榜样。

　　在马坝烈士陵园，有一座知青英雄的坟墓。里面长眠着“七十二贤”之一的南京知青吕惠珍。年夏天，吕惠珍为抢救落水的同伴献出了年仅22岁的生命。吕惠珍是工人的女儿，南京二中届高中毕业生，她是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高中毕业，她放弃高考，带着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几十块雨花石来到了马坝公社插队。到农村后，她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怕吃苦，很快学会割稻、脱粒、扬场等农活。她坚信“好钢要在烈火中熔炼”，自觉地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甚至不顾健康与生命。她挑担子，衣服磨破了，腰酸腿疼，从不叫一声苦，从只能挑三四十斤，到能挑上百斤；从不会换肩到能站着换肩；从挑几步歇一歇，到一口气能挑担子走五六里远。由于过度劳累，年5月，吕惠珍胃病发作了，大口大口吐血，伙伴们劝她休息，她总说“没关系”。后来，组织上作了决定，她才不得不回到上海父亲处治病。她人在病房，心在插队的地方。没等病完全好，吕惠珍又提前回到马坝。

　　年7月24日上午，吕惠珍放鹅来到九里荒河边，当时，因连日暴雨，河水上涨。平日较浅的河水也深没头顶了，一起下乡到马坝插队的南京女知青方衍华约她下河学游泳。吕惠珍因胃病发作没有下去。方衍华刚游到河中心，人就开始下沉。吕惠珍见状，急忙跟同来的一个知青说：“我先下去抢救，我游泳技术不行，可能救不上来，你赶快回去喊人！”说完就强忍胃痛，毫不犹豫地下了水。吕惠珍游泳技术差，平时只能游个六七米远。明知自己难以救出方衍华，可吕惠珍还是劈水游去。她手里拿着一根放鹅的竹竿，叫喊着让方衍华抓住竹竿。可是竹竿短，方衍华根本抓不到。这时，吕惠珍毅然把竹竿一丢，扑向方衍华，因用力过猛，游过了头，她又奋力游了过来，抓住方衍华，拼命往河边推。但因吕惠珍身体瘦弱，力气不足，两个人一起沉了下去。一会儿功夫，只见吕惠珍的头发在水面上浮了一下又沉了下去……

　　闻讯赶来的知青和附近的干部、村民纷纷跳下河去救人。这时，方衍华还在河水中浮浮沉沉，很快被人救了上来。但不幸的是吕惠珍沉入河底，不见了踪影。大家拼命在河里寻找吕惠珍的下落，又经过一个多小时才将她打捞上来。经医生全力抢救，因溺水时间过长，吕惠珍光荣地牺牲了。

　　吕惠珍牺牲后，马坝公社干部群众和南京知青陷入巨大悲痛之中。马坝公社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公社*委根据吕惠珍父亲的请求，将吕惠珍的遗体安葬在马坝公社革命烈士墓园。

　　年，中共江苏省委授予吕惠珍“雷锋、王杰式革命战士”光荣称号，中共盱眙县委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正式*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决定追认吕惠珍为模范共青团员，江苏省总工会、省贫协筹委会、团省委和省妇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向吕惠珍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吕惠珍，成为广受社会敬仰的知青英雄。

在插队马坝的这个南京知青群体中，还产生了厅级干部方玉。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方玉在那个时代是真心诚意想“脱胎换骨”，把自己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女儿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方玉成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榜样，从公社到北京、一次次上台做报告，讲自己如何与家庭决裂，到农村当农民的经历和感想，激荡了无数青年的心。方玉这个心地善良、性格单纯，努力上进的姑娘，在“文革”中，随着江苏“旧省委”被打倒，她也受到过许多委屈与挫折，但她立志务农的初心一直未改，坚持在农村吃苦锻炼。方玉不仅在江苏，在全国知青中也有一定名气。方玉铁下心当一辈子农民，可并没有如愿，时代需要她登上*治舞台。后来，方玉一路升官，最终当上了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成了厅级官员。

　　在当年到马坝插队的南京知青中，还有人虽未当上高官，但也因在插队务农中表现突出，成为先进，从而享受了一时*治荣耀。比如知青王作霈，由于表现突出，年被省确定为江苏省工农代表赴京观礼团成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观礼。王作霈当时既作为马坝知青代表，又作为淮阴地区农民代表，可谓风光无限。这个代表团人员组成也很特殊，团长是著名水稻专家陈永康，团员中有王杰烈士父亲王儒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顾阿桃、刁三九，海安县角斜公社红旗民兵团代表等。时隔43年后，进入老年的王作霈这样回忆：他们携带全体江苏人民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从南京下关火车站出发了。第二天下午才到北京，住进了西苑宾馆。当天下午，周总理接见了观礼代表。周总理在西苑宾馆广场上对王作霈他们说，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要接你们进中南海，为你们服务，为你们站岗。总理还说，代表们有事可以直接找他，也可以写条子。其中一句话王作霈说他一生都难以忘怀。总理说：“我的办公室二十四小时都办公，你们随时都可以找我。”这是周总理一生工作忙碌的写照，感人至深无法言表。王作霈记得他的观礼台位置是西六台号，各个代表团轮流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一个多小时的各界人士庆祝国庆游行，江苏代表团是首批上天安门城楼的。王作霈上了天安门，是下午一点三十五分，他在不远处看到了毛主席。王作霈十分激动，可是有纪律规定，观礼代表不能主动与毛主席握手，但是这时的无限幸福感已像电流一样，传遍王作霈全身，他不由自主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也留下了他终身难忘的记忆。在北京观礼，也使王作霈他们获得了难得的开眼界机会。江苏省工农代表赴京观礼团在北京期间，还听了陈毅副总理外交报告，听了李富春副总理报告，参加了谭震林副总理召开的农业代表座谈会；代表团还到山西大寨大队参观，见到了他们仰慕已久的贾进才与郭凤莲。多年以后，王作霈这样说：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在当前青年几乎全部选择上大学这条出路时，“马坝知青集体”也早已成了记忆中的名词。但我仍然觉得，当年马坝知青的精神是不能消失与丢弃的，那就是：为了报效祖国而甘愿牺牲自己一生利益的爱国热情，不畏艰苦、勇挑重担的创业精神，团结友爱、关爱集体的品质与意识。这些我要作为精神财富保持与发扬下去，以报答*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这些知青中还有一些人在农村“三大革命”中做出突出成绩，成为省、市县先进人物，获得了相应的荣誉称号。这些荣誉虽然有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有的甚至打上了“左”的烙印，但毕竟是对这批知青在特殊的年代奋斗与实践功绩的肯定，同样具有时代的价值。

五、青春只能无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一个大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底，全国有多万知青从城市来到农村。“马坝知青”只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中一支小小的先头队伍。从年起直至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共有余名来自南京和盱眙本地的知青到马坝公社的生产队和“九里荒农场”插队落户。而在这个时间段，南京又有几千名知青到盱眙县其他公社插队落户。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是非非，只能交给历史去评说。年，从南京到马坝的知识青年，均已年过古稀，笔者多次见到这些头发斑白满脸沧桑的老知青在聚会中提到当年插队，仍洋溢着理想主义的豪情。鲜有人对当初放弃高考下乡插队表示后悔。“青春无悔”仍是他们自我定义人生的主基调。在采访与交往中，我发现年插队马坝的知青有一种并不褊狭，属于他们自己的自豪。这批知青始终认为，他们与后来城市组织的大规模知青下乡插队不同。他们是发自内心自愿下乡的，他们有一种崇高的“革命自觉”；他们还有一套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自我道德评价标准；所以他们从不为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选择而后悔！

　　其实，人生如一叶浮萍。人的命运前途都是由时代潮流和国家命运决定的。人的一生许多选择从表面上看是主动的，但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无可奈何；。人生苦短，谁也无法从头再来，因此，青春只能无悔！假若不是十年“文革”，当时江苏省委设定的插队马坝南京知青培养目标就会如愿实现，这些知青命运肯定不是后来的样子。当年，南京二中马坝知青带队老师汪庆云在《永远难忘的感动与教育》一文中写道：“非常遗憾的是，后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无情地冲击了对南京插队知青的锻炼培养计划，使他们遭受到极大的痛苦与磨难。虽然‘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的照顾和安排，但主要还是经过他们的艰苦奋斗，为国家作了一定贡献。但是绝非原来的设想了。人们常说：是金子，放在哪儿都会发光的。可是我想补充一句：如果把金子放在更恰当的地方，还会光芒四射呢！”作为爱生如子的老师，作为培养祖国栋梁的园丁，这段话中的弦外之音可谓再明白不过了。

　　其实，年到马坝插队的南京名知青并不都是拥有天然革命基因的工人和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身在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也是划在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本家、右派、国民**官、地主等有*治问题的家庭；随着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知青长大懂事，阶级斗争形势的日趋紧张，社会的严重歧视，他们已感到自己与生俱来的“原罪”，并急切想寻找到洗清“原罪”的机会与方法。“上山下乡”成了他们认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他们有着幼稚的想法，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就可“赎罪”，就可改变自己的*治基因，成为能被时代与社会承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但无情的现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当年到马坝公社交通大队插队的姚晓刚是个右派的儿子，“反右”那年，姚晓刚还不到12岁，父亲就被送走“劳教”了。年，19岁的姚晓刚在班级第一个递交了要求弃考务农的申请。姚晓刚当时的动机并不“高尚”，甚至还带有几分“机会主义”色彩，因为他的“出身”如同枷锁套在头上，入不了团、参不了*，只能从上山下乡中看到改变“黑色宿命”希望。姚晓刚企望在农村艰苦的改造中，把自己彻头彻尾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变成工农一分子。可是，在阶级斗争年代，出身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立面家庭的知识青年，虽有方玉这样个别的幸运儿，但总体上是不能实现他们愿望的。他们依旧是“戴罪之身”，依旧是*治另类，依旧是受歧视的。在后来的南京插队马坝知青推荐上学、招工进城等机会面前，姚晓刚以及与他同样出身的知青仍然受到这样那样的刁难与限制。多年后，姚晓刚还悲戚地回忆：“不管我如何改造，头上的黑帽子是永远脱不掉的，后来每一次搞什么运动，我的右派家庭都要被人义愤填膺地拎出来抖一抖。”直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姚晓刚才享受正常公民的待遇。在那一批知青中，像姚晓刚这样因家庭出身而遭受不公待遇的知青甚至不顾病痛“苦行僧”般地改造自己。插队老庄大队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女知青张时元在马坝患上严重的风湿病，回城治疗稍微缓解就回马坝参加繁重的生产劳动。朱之闻厅长知道后劝她：“如果身体不行，就回南京，不要硬撑。”可是张时元用姜汁浸棉花缝在内衣上，自制布袋套一个盐水瓶，背在身上热敷，也没有办病退回；。因为她始终有这样一个执着的想法：“我要和家庭划清界限，不考大学下农村说明意志坚决，生病回南京岂不就成了逃兵了吗？”

　　在到马坝公社插队后几年清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中，这批知青思想上产生了迷惘。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漩涡中，他们对社会上许多事想不通，也更看不到出路。随着男婚女嫁年龄的到来，他们中一些人无可奈何地进行城乡极不对称的婚配。南京的“金枝玉叶”心甘情愿下嫁给农村“土包子”，南京的“白马王子”无可奈何地娶了农村“小芳”。时代的天平消解了知识、地位、身份的重量，原来难以想象或甚至根本不可能的城乡联姻变成了现实。

　　知青吴怀基的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江苏省建筑设计院工作，是一名颇有名气的建筑工程师，曾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北京十大工程建设。吴怀基长相英俊，学习成绩又好，高中毕业后理想是考上大学当*事外语翻译或继承父业当一名建筑工程师。但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成了他的*治包袱。吴怀基对照家庭出身，认为只有下乡务农，才有出路。他天真地以为只要下乡务农，自己就会变成工农一分子，就会有美好前程，于是插队来到马坝。可是吴怀基的美好梦想很快在年因“文革”爆发而破灭了。担任过江苏省*协委员、省建筑学会理事、北京十大建筑监理的父亲变为“阶级敌人”，被批斗，被抄家。吴怀基心灰意冷，只有在农村待一辈子了。吴怀基找了生产队长女儿作终身伴侣，借助岳父家用来养牛的两间厢房成了亲。结婚后依旧贫穷的吴怀基为了盖上两间属于自己的土房，一边在生产队上工，一边托人找点挣钱活来干。为了小家庭过日子，他扛过麻袋，打过铁。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在马坝农村出生。一辈子设计高楼大厦的“高知”爷爷精心给两个孙子起名：一曰“吴农”，一曰“吴耘”。当农民，在农村中耕耘一辈子，是爷爷当时对孙辈未来前途一种无可奈何的设计。如果不是后来结束“文革”，落实知青回城*策，吴怀基就真的只能同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在农村耕耘终老了。

　　肖五妹是南京燕子矶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她高度近视，带个瓶底厚的眼镜，连走路都困难，可她还是到农村务农了。肖五妹与仲新夏、张笑波、戚越人、吴怀基四位同学一起，组成了墩塘生产队的“革命之家”。多亏几位同学的关照，肖五妹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下来。后来，她嫁给马坝农村青年。肖五妹从耕读小学教师做起，经过努力自学和积极工作有幸成了农村中学教师，但她户口永远不能回南京了。年，肖五妹不幸患了癌症。去世前，往昔“革命之家”的知青战友去看她，肖五妹弥留之际对一同下乡插队的戚越人悲切地说道，她这一辈子没有过过什么舒心日子。现在她的坟墓已经做好，就在她下乡务农那个生产队的南边……

　　在年插队马坝的南京知青中，虽然有方玉这样的厅官，但大部分回城后还是在企业从事简单的技术工作或管理工作，甚至有的一直到退休做的只是临时工。诚然，在他们回城就业的年代，我们国家工业还不发达，就业岗位有限，可是当年的“七十二贤”以及一起下乡的共名高中毕业生，他们不仅是“一股革命力量”，而是那个时代的“大知识分子”啊！他们已经过马坝插队十余年的艰辛考验与磨炼，社会难道不应从国家建设和人尽其才出发，为他们提供一个发挥才能的工作岗位吗？

六、永不言败的奋斗

　　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在马坝公社经过长期艰苦磨炼的南京知青始终有一颗赤诚报国的忠心和一种永不言败的意志。年底，高考制度恢复后，马坝南京知青中一些人虽然年龄偏大，但他们还是拾起课本经过一番拼搏考取了大学；有的已通过招工进入工厂的南京知青克服家庭困难，挤出时间参加电大和大学函授学习，充实自己的知识，通过努力走上了领导和管理岗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批知青中有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奋勇搏击，成为企业家与发明家，成为优秀的教师或者医生。这群在马坝“三大革命”中走出的知青用自己不懈奋斗，继续书写自己理想与抱负，维护着年插队马坝的名知青的集体形象和荣誉。

　　“七十二贤”之一的许庆华，从南京知青到马坝当“新农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在盱眙当过工人、企业厂长与国营公司老总。他刻苦自学，获得大学文凭。扎实的知识积累和勇于探求、敢争第一的精神，使他在各个岗位上都干得很好。许庆华从国企老总岗位上退休后，潜心钻研凹土知识，进行凹土科研，成为一个全国有名的发明家。年，许庆华成立凹土科技开发公司。目前许庆华拥有国家授予的凹土发明专利近千项，许多凹土专利已转化为市场产品。许庆华也被媒体誉为“中国凹土发明之父”。，许庆华多次被授予省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原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罗志*以及省*协主席张连珍都视察过许庆华研究成果展示并听取他的汇报，对许庆华给予鼓励与表扬。

　　特殊的环境对这批知青的人生信念也进行了纯度很高的提炼。　艰苦的农村生活磨砺了知青的意志，也形成了他们不攀附权贵，凭靠自己本领立世处事的原则。知青吴怀基的一个近亲曾是*和国家领导人。在吴怀基还当工人时，这位亲戚就是国务院一个大部的部长。可吴怀基从未向当地领导提起过自己的亲戚，更没去找亲戚为自己工作变动或职务提升打个招呼。吴怀基凭自己的能力默默工作，直到退休，他也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这些知青把“奋斗”和“清白”放在人生境界中很高的位置，“自力更生”“不谋私利”成为他们引以自豪的财富。他们中一些人也曾在**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有过大大小小的权力，但他们都能很好地把握住自己，没有一个人犯过经济错误。这也是年到马坝公社插队南京知青数十年来引为自豪的“集体荣誉资本”。

七、他们的血脉与马坝永远相连

　　当年，这群十八九岁的南京知青来到马坝。在十几个春夏秋冬里，他们与马坝父老乡亲同呼吸，共命运。在插队生涯中，饥饿与繁重劳作使他们体味了农村不同寻常的艰辛，也感受到马坝公社干部社员亲人般的关爱，他们已与马坝这块热土血脉相连。几十年来，这些知青把曾经领导过他们，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他们成长的原盱眙县马坝公社老领导刘锦章、曹善读、陈德津、赵鹏秋以及马坝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小队干部，他们插队的房东们当作自己的亲人，把马坝当作了自己的故乡。他们插队生产队乡亲们家中有红白喜事，知青们都像亲戚一般往来。知青之间也亲如兄弟姐妹。年南京插队马坝知青在下乡30年、40年、45年的日子，都聚会马坝举行纪念活动，悼念长眠在马坝大地上的战友吕惠珍，与当年马坝公社老领导以及插队所在大队小队乡亲们共话友情。

　　当年马坝公社的领导大都故去，现在健在定居在南京的原马坝公社*委副书记赵鹏秋成了年插队马坝公社知青最亲近的老领导。赵鹏秋任马坝公社*委副书记分管知青工作（赵鹏秋曾任盱眙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后调到江苏省供销总社工作），在那物质条件很差的年代，他千方百计关心南京插队知青生活与成长，尽一切可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与才能。年，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候，60名南京插队知青组成的马坝民工团去参加三河闸加固工程。带队的赵鹏秋组织知青边干活边搞文艺活动。谁也想不到，赵鹏秋竟能在劳动之余，发挥知青特长，排演出整场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这些知青克服了无数困难，经过一年的劳动之余练唱做打，排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上演了。首演安排在盱眙县城大礼堂，演出圆满成功。盱眙县委县革委会主要领导和各部委办局领导亲临观看捧场。演出结束，领导们上台与演员握手合影表示祝贺与鼓励。后又进行近一年的盱眙县内巡演，好评如潮。在南京知青《智取威虎山》剧组中，有一部分人加入了重组后的盱眙县*梅戏剧团，并成为骨干和领导，文艺工作成了他们的终身职业。

　　年，盱眙国营和大集体工厂招工，马坝公社部分年南京插队知青被招进工厂，这在当时是个非常好的出路了。但有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南京知青们无法获得招工机会，仍然留在马坝农村劳动。他们这些人很苦闷，无奈之中，想通过试制“”细菌肥料为农村作贡献，也借此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时任马坝公社*委书记刘锦章很同情与关心他们，他鼓励这些知青放下家庭出身包袱，大胆做科学试验；刘锦章书记还叫公社农技站给这几位知青每人每月发4元补助费。这些雪中送炭的举措让这些知青感到*的关怀和人间的温暖，也树立了他们对生活对人生的信心，从而更加卖力地为“第二故乡”贡献聪明才智。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马坝乡亲们也把这些远离父母的南京知青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疼爱，插队马安村的杜薇至今记得一个情形：知青断了上面补贴成为社员。口粮变得十分紧张，一天三顿稀溜溜的小麦糊、玉米面粥，一点干的食物都没有，不顶饿，这对正在长身体的知青们真是难熬。马坝农村老百姓很纯朴，吃饭有互相串门的习惯。杜薇他们“革命之家”隔壁是一个姓陈的农民；陈家姑娘有几次吃饭时端来有很多山芋干的玉米面粥，非要把粥里的山芋干捡一些放在杜微他们的碗里。虽然是几块山芋干，可当时陈姑娘家也吃不饱肚子啊！这种友情让杜薇与她的“革命之家”伙伴们铭记终身。

　　插队马坝公社马安大队的郁宁庄在年夏收前生了一场大病。病后体弱的她被安排在家“当锅”。有一天累了一身汗的郁宁庄喝了一大瓢凉水，突然心慌眼黑晕了过去。闻讯赶到的知青忙着掐人中急救。郁宁庄慢慢醒过来了，只听耳边不时传来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郁宁庄回来吧……”不知谁说了一句：“大妈在给你叫*呢”！只见邻居大妈蹲在院子里，面前放着两只碗，一只碗上盖了一张*草纸，另一只碗里盛了半碗水，大妈一边不停地用一只筷子蘸水往草纸上滴，一边不停地为郁宁庄“叫*”。当时马坝农村还相当愚昧落后，遇到孩子发高烧或受到惊吓，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为他们“叫*”的。这位老大妈是把这些知青当作她的孩子呢。这是一种多么质朴的感情啊！邻居大妈的真诚让郁宁庄和马坝知青感动了几十年。

八、马坝——知青共同的精神原乡

　　随着时光的流逝，年插队马坝的名知青都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青春早已不在，但青春的激情仍然在他们胸中燃烧。55年前，马坝这块大地，接纳了他们的青春，承载了他们的梦想，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这里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原乡。这些知青在特定的年份都到马坝集中聚会，除了忆当年，会乡亲，看望领导外，还要祭奠他们当年的战友吕惠珍。在马坝革命烈士陵园的吕惠珍墓碑上，永远留有当年插队战友们思念的温度。

老一辈马坝人还记得：年南京知青到马坝一年务农实践，在盱眙当地的中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感召。　过去，盱眙县城里城镇户口的高中毕业生，或考大学，或通过招工分配在机关事业单位或工厂工作，从来没有想到去农村去种田。南京知青下乡的革命举动，对盱眙知青头脑中的旧观念产生了很大冲击。在*府没有号召知青大规模下乡插队时，盱眙县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张德训受南京知青感染，就主动背上铺盖到马坝公社去当“新农民”。这也影响到后来盱眙城里的高中毕业生。盱眙县城机关干部家庭出身的朱少成年高中毕业主动报名到“九里荒知青农场”去务农。他是最后一批下乡的知青，以后国家就取消了这项*策。因此朱少成戏称自己为“末代知青”。这个盱眙“末代知青”在插队中得到摔打磨炼，养成了踏实肯干能吃苦的好品德，无论是后来到部队当兵还是在盱眙县电信部门做管理工作，都干得很出色，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现在他从供职单位的岗位上退下来，还运用自己摄影和电脑制作的一技之长为盱眙文化事业作贡献。朱少成也是年南京插队马坝知青公认的“马坝知青精神”传承者与联系纽带。朱少成在当年马坝知青中年龄最小，大家都称他为“老巴子”（盱眙土话，意为兄弟姐妹中最年幼的），他每年都精心协助组织年南京老知青们到马坝的活动。笔者多次见到朱少成在知青活动中辛劳的身影。多年来多少次在吕惠珍墓前，朱少成深情地代表南京知青大哥哥大姐姐发言，表达当年马坝知青共同的心声：将永远怀念吕惠珍，继承吕惠珍遗志，发扬知青永不言败、努力奋斗精神，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马坝这块热土，也为当年“有一股革命力量在马坝”而有幸和骄傲。马坝曾成为海内外青年心目中的知青精神“圣地”。当年《新华日报》记者李志成、喻泰康在《一股革命力量在马坝》通讯中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新农民的这种影响，不仅在盱眙当地，还波及到南京。许多学校在寒暑假里，纷纷组织学生到‘革命之家’来‘留学’。今年寒假，南师附中高年级学生，步行两百多里，来到马坝公社，与新农民在劳动中共度春节。暑假里来的学生更多，有的是学校组织来的，有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自动来锻炼的。许多新农民的家长，来马坝探亲以后，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回到城里就广泛宣传，而且把新农民在城里的弟弟妹妹送到“革命之家”锻炼锻炼。马坝的新农民，不仅在南京，在本省，就是在全国各地，也有影响，首都高等学校的一些学生都和他们有往来。有的大学生在生活道路上碰到了问题，写信到马坝，请教新农民。有的中国留学生，逢年过节，从朝鲜、波兰写信回国，问候新农民。他们回国休假时也赶到马坝，与新农民一起劳动。”

当年南京插队马坝知青还为自己的城里亲人找到“自我思想革命”的课堂。　年插队马坝公社交通大队的南京女知青杨佐华父亲是著名画家杨建候，母亲是南师附中有名的英语教师蒋秀珊，这对由徐悲鸿亲自证婚而结合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农村生活可谓一窍不通。蒋老师在女儿插队马坝后，也主动到马坝去劳动锻炼了几个月。这位严谨的知识分子天天把劳动感受写在日记里。现在读起来仍然有一种“自觉改造”的虔诚。

年2月25日（星期四）蒋老师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今天早工是翻晒牛粪，我顺便到牛房中去看看，一进去，鼻子里一点没有闻到什么牛骚味。我感到十分惊奇，起初我总以为牛房是捏着鼻子走进去的，因为臭气难闻，后来亲自看到一位贫农出身的青年用一个尿桶放在牛的鼻子旁闻了一二分钟，牛自然而然地蹲下身来做出要小便的样子，这位农民立刻把便桶拿到小便的地方，牛居然哗哗地小便了，我才恍然大悟牛房不臭的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民的知识与经验，比我丰富得多。我在这里应该踏实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蒋老师在后来的“绞绳子”“浇山芋苗”等劳动日记中都真诚地解剖自己，表现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南京知青在马坝插队劳动产生的影响与对各阶层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冲击是多么地大啊。当然，从现在来看，一个年过半百的南京英语教师不懂农村牛尿尿并不是什么过错，也不能说她知识浅薄，更犯不上在日记中自我解剖思想。可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你又如何怀疑蒋老师自我剖析的真诚呢？更不能说是多此一举。只能说明这些知青在马坝公社艰苦劳作中不仅教育了自己，还能影响父母辈的思想。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改造题中应有之义吧！

　　剔除历史糟粕，在马坝这个当年南京知青精神原乡里，的确有许多珍贵的东西应该弘扬与传承。

　　比如中华民族传统的“报恩”意识。几十年来，南京知青始终不忘当年领导和乡亲们对他们的帮助与关怀。多年来，年及以后到马坝插队的许多南京知青，把当年插队的地方乡亲们当作亲戚走。嫁女娶媳，都把当年马坝乡亲当作至亲请到家中坐在上席。南京知青虽然年过古稀，可他们对“第二故乡”的老领导们都有一颗不变的“感恩心”。逢年过节，他们带着礼品去看望当年关心他们的老领导。原盱眙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汪良对马坝知青关怀备至，知青都把他当作至亲长辈。汪良后调任江苏省外办主任，年逝世后葬在南京普觉寺公墓。每年清明节都有四位老人到他的墓前祭拜，这四人就是年到马坝插队，在汪良主任关怀下创办九里荒农场的骨干陆志凯、汪维恭、时衡、吴怀基。

比如他们的奋斗与奉献精神。这些知青在退休以后，许多人进行第二次创业，继续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年插队马坝南京知青钱学钧退休后自主创业，在洪泽湖边老子山镇开了一家温泉宾馆。陆自凯、许庆华、张光祖等68位年插队马坝的南京老知青年加入南京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咨询服务活动，继续为社会作贡献。

改革开放带来了华夏大地的沧桑巨变。五十多年后，当年南京知青挥洒青春汗水的马坝，当年贫穷落后的窘迫与富足幸福的梦想交织的马坝，再不是旧模样，已变成了苏北的好江南！近年来，马坝镇*委*府围绕“工业强镇，城建举镇，商贸兴镇，科教立镇”四大发展方略，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发展为主题，内强实力外树形象，成为淮安南大门。先后获得“全国文明镇”“中国名镇”“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乡镇”“全国百佳新农村建设示范镇”等数十个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年马坝还被江苏省委确定为全省20个“强镇扩权”试点镇之一。经过几轮撤镇并镇，马坝的地理版图也不断扩大，周边的原高桥公社、东阳公社、马庄公社、观音寺公社都划归新的马坝镇。马坝已成为盱眙的副中心，成为苏南苏北交通大动脉上一个经济文化重镇。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著名诗人贺敬之《回延安》的诗句最能表达当年当年南京知青对第二故乡马坝的永恒情感与心境。令他们无比欣慰的是，当年他们的理想已变成现实，并且马坝的今天变得比他们当年理想更加美好。马坝人民不会忘记，盱眙人民不会忘记，马坝今天的富强美丽有当年南京知青的智慧与汗水，他们奋斗的功绩已成为马坝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在马坝发展史册上，在盱眙发展史册上，在江苏发展史册上，在中国知青运动史册上，将永远浓墨重彩记载：50多年前，有“一股革命力量在马坝”！

（年11月第一稿，年10月修改定稿。刊于江苏人民出版社《盱眙记忆》一书）

作者简介

张承东，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人，男，研究生学历。现任盱眙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曾任中共盱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外宣办（县*府新闻办）主任，盱眙日报社总编辑，县*协常委，县*府首任新闻发言人；盱眙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县台办主任等职务。主要研究节庆文化、地方当代特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