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杰研究方法的启示周裕锴先生的宋代文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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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的启示

——周裕锴先生的宋代文学

研究路径及成就

张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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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的学术格局往往取决于其知识结构与学术视野，或者通常所说的功底和眼光。二者似乎可以说是治学的两条腿，左右不可偏废。周裕锴先生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深刻启示。周先生是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唐宋文学、禅宗文学、古代阐释学及俗文化等方面皆深有造诣，而宋代文学尤其宋诗学，更是周先生用力最勤沉潜最深的领域，其成就播于人口，学林公论。周先生早年曾有感于缪钺、叶嘉莹先生的论著而撰《批评方法的启示》一文，本文不揣谫陋，在此拟对周先生的治学路径及成就略陈臆说，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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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立足文学本位，从语言出发探究古代文学的艺术规律与审美内涵，是周裕锴先生学术中体现的一贯思想。语言批评在他的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大体搜集一下其论著可见，直接以“语言”或“文字”命题的著作便有四部（包括一本论文集），论文约十三篇，而题目明确标示主要是探究句法理论、诗歌体式、文本类型、诗派风格或者一些术语、套语、习语、谚语和独特词汇、意象的语源、惯例、结构、意义等的论文又不下二十篇。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浏览印象，细读其论著可知，语言批评作为周先生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实则在其整个研究中是一以贯之的。

周裕锴先生对语言批评的重视，得益于亲炙成善楷先生等前辈学者的治学传统。年，在度过了数年的下乡和工厂生活之后，周先生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四川大学读中文系，本科毕业继续在川大读研，跟随从洪泽湖畔劳改二十多年后平反归来的成善楷先生治古代文学，其语言批评方法便首先来自成先生的影响。成善楷先生的学术以语言考辨分析见长，其《庄子笺记》便主要以考较文字，重理句读，辨章词义为基础，补纠前言，阐发新意。《杜诗笺记》更是如此。缪钺先生作题辞“以志钦佩”云：“成善楷先生沉酣典籍，含英咀华，索隐释疑，多所创获。对于《诗经》二《雅》、《庄子》、《楚辞》及两汉乐府均有笺记。”更称《杜诗笺记》“阐释论证，抉发幽微，可为少陵功臣。”（《杜诗笺记》题辞，巴蜀书社年版）。在成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庭坚诗歌的艺术特征》（收入《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8辑《研究生论文选刊》，年），可以说是周先生以语言批评方法研究宋诗的第一次结晶。另外，诗词研究大家缪钺、叶嘉莹先生以及语言学家张永言先生的教授或指导，不论文本细读的方法还是域外汉学的启示，对其都有不小的影响。而敦煌学家项楚先生的敦煌变文、王梵志诗、寒山诗等研究中综合运用语言与文献、宗教、民俗、历史等知识的治学路径，实际上给周先生的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也更深刻地影响了其批评的方法。

可以从一些论文中先作一小窥。比如《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的语言结构批评》（《四川大学学报》年第1期，与陈庄合撰）一文便是周先生尝试语言批评的一个较早体现。文章敏锐地突破了前人的固有俗见，而将诗话批评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尤其对其语言结构批评进行论证，可谓独具只眼。该文集中从句法、章法、对偶、拗律、语词、字眼等宋人诗话批评的六个方面展开，细密深入地论证了其总的观点：宋诗话不仅成功地从语言角度诠释了诗歌创作中玄妙的韵味、意境等问题，而且揭橥了如何保持诗歌语言的生命力以及超越前人的方法问题。而文章中得到的一些具体观点有不少至今仍然引人思考，其中一些对钱锺书、缪钺先生关于唐宋诗歌的经典论述也有所发溢。再如《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语源》（分载《文艺理论研究》年第6期、年第4期）对反常合道、句中有眼、点铁成金、中的、识取关棙、饱参与遍参、熟与生、不犯正位等大量流行于宋代诗学话语系统的禅学术语的原始出处、理论内涵以及与禅门宗派的关系等进行的深细考证与阐述，条分缕析，颇能解人疑窦。这是不同于以上关于宋诗话批评特征较宏观的总体的论述，而是一种更具体的语言批评，即着眼常见术语、套语或者独特意象等进行专门的考辨。两类文章都有很多，无法详举。周先生善长并习惯以语言批评的方法破译宋代文学繁复的密码，发掘其表层结构下覆盖着的深层内容，很能给人启发。

总览周先生的宋代文学研究论著可以发现，在其文学本位与语言批评的基础上，通常展现出非常善于调动历史、哲学、宗教以及西方理论等多学科知识合力的治学特点。周先生的知识很多元，视野开阔，在诗学、禅宗文学以及文学阐释学等方面的深厚学养，使得他在批评研究中常能突破成说而有所新辟创获。对于周先生学术的这一特点，似乎可以分两个不同的方面来陈述。

一是借他山之石，以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宋代文学尤其宋诗学的内涵，着力在具有世界文化背景的现代诗学体系中关照宋代诗学。学者对此早有论及。比如王水照、李贵先生在思考如何将琐屑零碎的古代理论话语进行很好地解释建构问题时称，“在现代性无处不在、全球化无远弗届的今天，这种解释无疑奠基在三个‘前理解’(Vorverstandnis)之上：对文言文的理解、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和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话语的掌握，其中又以西方理论的参照最为重要。”认为“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禅宗语言》等一系列著作在引进西方理论进行参照和比较方面颇为成功。”同时指出“周著借用西方理论观照中国学术更深刻地体现在对语言的分析上”。（王水照、李贵《读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文学评论》年第6期），以《宋代诗学通论》为例，比如书中借用新批评派“语境”(Context)和符号学“互文”(Intertext)的概念论述“点铁成金”所体现的旧材料与独创性的内涵和价值（“互文性”实在是古代文论系统中普遍而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中，周先生特别提出“互文性阐释学”的概念），用西方美学术语“出位之思”（Andersstreben）论证宋人“以文为诗”、“诗中有画”等创作与批评观念，用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Defamiliarizatism）的概念阐释宋人诗歌求新求奇的造语特点，等等，不一而足。周先生并不将眼光囿于中国诗学传统而着意引进西方理论作为参照，如其自己所说，“（这一方式）不在于对西方的印证或认同，而在于换一个视角去更好地洞见中国这些命题的丰富内涵。”（《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不仅不是寻求西方理论在中国的认同，他认为正好相反，“在诗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今天，在西方仍是中国当代诗学模仿和赶超的‘他者’的今天，宋诗学不仅以其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对当今世界诗学具有某种针砭作用，而且以其内在的理论体系使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更具可能性和操作性。”（《宋代诗学通论》结语，巴蜀书社年版）认为宋代诗学的宝山本是丰富而自足的，需要的只是以更好的方式进入。在这一点上，他的实践无疑是成功的。

二是广泛采铜于山，综合运用语言、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知识进行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歌语言批评。这当然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只是不同于前者，众“山”皆处于中国文化的同一体系之内。比如《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一书便以多种学科融合会通的方法，综合考察宋代禅学与诗学的深层互动关系及其在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此书本为周先生的博士论文，由白敦仁、张志烈等先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决议即指出其“运用多学科、多角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融汇贯通了宗教学、语言学、历史学、文献学、阐释学及西方新批评理论等多方面的知识”（《文学遗产》“博士新人谱”，年第5期）的研究特点。如书中对于歧见纷纭的“文字禅”一词含义的阐述，充分利用《石门文字禅》、《韦斋集》、《石屏诗集》、《嵩山文集》等别集，《山谷诗集注》等诗注，《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碧岩录》、《禅林僧宝传》、《林间录》等释典，以及《冷斋夜话》等笔记杂撰，出入各类典籍，从证据的发掘、用例的分析、理论的总结等方面进行详实合理的论析，纠谬释疑，确立新意。与参照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同样，这一会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式也明显地体现在周先生其他著作中。

法眼与诗心

出于对语言批评一贯的重视，又长期校注《苏轼全集》中大量有关佛禅内容的作品，周裕锴先生自然地将治学的重心移向禅宗文学研究，探究禅宗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交涉互动、禅宗思想与诗歌艺术的会通融合以及二者合力下宋代诗学体系的建构等问题。周先生在这一领域长期沉潜的结果无疑是有很大成效的，其厚实的学养与精严的论著颇为学界所重。从《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以来，他陆续撰成《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版）、《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百僧一案》（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禅宗语言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版）、《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版）、《法眼与诗心：宋代佛禅语境下的诗学话语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梦幻与真如：佛教与中国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论文集）等佛禅与文学研究著作8种，另有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围绕文学展开，而与宋代诗学关系尤密。

众所周知，宋代文学研究几乎很难选择无视佛教尤其禅宗的问题。禅宗与诗歌从术语到观念、从创作到批评等多方面互摄融会，由此共同塑造了宋诗的风貌及其理论体系。“禅宗的本质是一种诗化的宗教哲学”，如周先生所言，“研究禅宗与诗歌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诗学传统，总结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学体系，尤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禅宗与诗歌》前言）其一系列著作的问世，便是对这一早期思考的不断实践。不妨摘要对其中几部的方法特点略作陈述。

从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禅宗与诗歌》起便展现出周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多元的知识积累。尤其方法上，本书采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与模仿研究（InfluenceImitationStudy）和平行研究（ParallelStudy），二者交互使用，不仅避免了诗禅关系研究容易堕入的牵强与偏狭，且时出胜义，颇多突过前贤之论。比如对于宋代诗学核心命题之一的“以禅喻诗”，历来聚讼纷纷，其原因正在于相关讨论一直未能触及其学理依据，蒋寅先生认为至此书这一问题方得到真正探究，称书中对于诗禅二者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语言表达的非逻辑性以及肯定表现主观心性四个方面的详细论证“很全面地揭示了禅与诗本质上的相通”（《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以禅喻诗”篇，中华书局年版）。此书虽不独就宋代文学而发，但宋代诗禅表现显然是其重点内容。

之后《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一书便是将思考集中于宋代进行的深入探究。本书从语言角度详细对中国11世纪与12世纪之交的禅学（“文字禅”）与诗学（“以文字为诗”）的语言学转向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做出重新评判，从而寻绎文字禅在宋诗变唐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该书突出体现了周先生善以西方理论观照古典诗学并融会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研究的治学特点，前述已有略及，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们知道，宋代诗学语言颇多采自禅学，《禅宗语言》一书即是周先生破译禅语密码之作。其中在宋诗论中频频可见的术语如遮诠、隐语、活句、格外句、反语、打诨、翻案、点化等均得到清楚的论证。本书虽以禅宗语言题名，实质上会通唐宋诗学、老庄玄学和各宗禅学，又多能和西方文学、美学相印证发明。日本学者小川隆先生将此书奉为自己推崇的中国禅学研究四大经典之一（《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年10月25日（总第期）），当也是基于以上略及的该书的学术品格。周先生相似的研究还有不少论文，上文关于语言批评中的一些例子可做对照。

年《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的出版似乎意味着周先生宋代禅宗文学研究重心的一个转移，即从时代深入到个人，以名僧惠洪为对象，进行更专注的研究。此“总案”从著作分类上仍可归于年谱，但较传统年谱的体例与容量则远为丰富复杂，其中包罗惠洪及同时代僧人、文人士大夫的行事种种，可以说是对北宋禅林及北宋后期文坛的一个立体化呈现。周先生积多年之力将惠洪颇为复杂的生平与异常繁乱的著作进行了周详的考辨编排，书中多有全新的发现，也有不少对旧说的辨析驳正，若没有长期浸润禅学与诗学领域积淀的功底似不能为之，如朱刚先生所说，“对宋代禅林从整体全景到具体细节的深入了解，是周氏的专长，《总案》反映出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可谓独步海内。”（朱刚《读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中华文史论丛》年第1期）。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按“后记”所述，《总案》本为周先生校注《石门文字禅》的前期工作，而此书版行已历7年，则校注之作或可日待。

近著《法眼与诗心》重又以宏观的眼光审视这一命题，似乎回到了读者熟悉的周先生对诗禅关系的研究上，事实上相对于前几种著作，本书显然着眼更高，从文化语境、思想资源与审美眼光、诗学话语诸方面探究诗禅合力下宋代诗学体系的建构，深层把握宋代诗禅话语系统的生成与反应。全书以详实的文献为基础进行理论阐发，宏观判断与深细论证相互发明，由外到内再由内到外，力图突破诗禅关系研究的藩篱，特别于佛经阅读对宋代士大夫思维方式的影响给予了尤其多的重视。

另外，周先生对宋代禅宗与文学问题的一些分散的思考也能给人不少启示，比如着眼诗人流派、诗歌类型、审美观念、诗话叙述等一些具体问题探究宋代的诗禅关系及其艺术表现，此处无暇详述了。

以我粗浅的认识，周裕锴先生关于宋代禅宗与文学的研究，似乎经历了以禅宗的他者眼光审视传统诗歌（如《中国禅宗与诗歌》，包括《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到逐渐进入禅宗语言与文学研究本身（如《禅宗语言》、《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再到二者对宋代诗学体系的合力建构（如《法眼与诗心》）的过程。当然不宜截然分得这么清楚，诸部作品中其实都有对整个诗学与禅学系统地思考，但仍然可见研究重心的转移，即逐步突破外壳走向深层。如果这一判断大体成立，那么整体建构基础上进一步深层的研究，应当是归于一个点的持续深入。多年沉潜于《石门文字禅》的校注，大约便是周先生这一方面的工作吧。

（宋）梁楷《达摩面壁，神光参间》

义理与义例

稍作留意将不难看出周裕锴先生一直以来对古代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理论进行剖析与建构的努力。这一点从《宋代诗学通论》与《文字禅与宋代诗学》、《法眼与诗心》等诸作中得以清晰显现，尤其前者，最能体现其构筑宋诗学内在体系的构想。《通论》全书以诗道、诗法、诗格、诗思、诗艺五编为大纲，而各章节也多以宋诗学原有的范畴与论断为目，尽可能迫近宋诗学的历史面貌，这一匠心独造突破了文学理论研究的传统模式，以论作经，以史为纬，精巧而系统地论述宋诗学的本体论、功能论、修养论、风格论、创作论、鉴赏论、技巧论等各层面的内容，从而使浩繁又琐屑的诗学碎片各得其所，深邃而细密的诗学网络得以显现。虽如周先生所说，“史的精神几乎全隐沦于论的形式之中”（《通论》引言），但此书对宋诗学经纬的全新织造显然仍不失为一部体大虑周之作，宋诗学的体系在现代学术中第一次被全面系统地构筑起来。

整体建构如此，具体论文的阐发尤其如此。周先生很认同程千帆先生关于古代文学研究须“两条腿走路”的说法，即既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也要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后者主要是研究作品，采铜于山，从文本中寻绎文学艺术的规律。借用古人成语，即是探究其“义理”所在。论文集《语言的张力》自序中周先生说：“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分析，总结古人的创作规律，发现古人的艺术观念，这是一条相当可行的治学之路。”这本是他一贯的认识，比如求学时代的《对立中求和谐：唐诗艺术辩证法之一种》（《江淮论坛》年第6期）及稍后的《苏轼*庭坚诗歌理论之比较》（《文学评论》年第4期）及《试论杜甫诗中的时空观念》（《江汉论坛》年第6期）诸作便是这一思考较早的探索，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尤其之后的研究，比如《中国古典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学术月刊》年第9期），周先生站在整个中国诗歌史的高度探究古典诗歌的审美特质与嬗变规律，概括出其三种不同的审美范型，即情志依附于感观经验的物感型，心灵贯注于客观形象的直觉型，以及意念超越于物质世界的内省型，三者分别以《选》诗、唐诗和宋诗为典范。该文凝练地论证了三种范型其情（意识）与景（物象）的不同结构方式，而这三种超越时代的内在结构实体现着人们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三种方式，也反映着中国古典诗歌意识演进的三个阶段。再如《以战喻诗：略论宋诗中的“诗战”之喻及其创作心理》（《文学遗产》年第3期）一文，周先生寻绎出宋诗中存在着一种蔚为大观的“诗战”系统，可谓宋诗学的一大发现。文章以文本细读的方法、以大量例证展现了“以战喻诗”这一修辞惯例与思维方式从唐人的肇端到宋人的百般演绎，并深入解析了诗人的多维创作心理。《时间与流水：宋代文赋书写方式及其审美观念》（《复旦大学学报》年第4期）一文在详实的文献基础上抽象出宋代文赋时间顺叙、流水之喻、自然之意对汉大赋空间铺排、列锦之喻、工艺之辞等多方面的变革表现，并指出这是北宋古文复兴后其“行文”而非“摛文”的审美观念渗入赋体的必然结果。该文颇多精彩之论，有不少全新的发现。他如《宋代〈演雅〉诗研究》（《文学遗产》年第3期）、《风景即诗与观者入画》（《文学遗产》年第1期）、《从工艺的文章到自然的文章》（《文学遗产》年第1期）等论文，皆能于古代文学的作品中发现、提出一些问题，寻绎其内在肌理，着力解决它们或提供解决思路。

另外，周先生对古代文学中一些不成文的义例、惯例的重视同样给人启示。只以阅读研究中最常遇到的古人的名、字以及僧人的庵堂道号的问题为例，比如《谈名道字——中国古人名字中的语言文化现象考察》（《四川大学学报》年第1期）一文所论六朝以降尤其唐宋时人取名与表字的规则，在其文化传统的意义外，具体对我们考辨诗人家族谱系等研究就很有意义。尤其向来为人所忽视的僧人法名表字的称呼与书写惯例，对于矫证古籍整理的讹误，搜集诗僧遗佚作品，恢复诗僧所属宗派及其与士人的交往等皆有重要价值。再如《维摩方丈与随身丛林——宋僧庵堂道号的符号学阐释》（《新宋学》第五辑，年8月）一文所指出的，唐代禅僧别称大多取其所居山名，而北宋后期以后多以庵堂之名代称禅师，在唐宋禅宗话语系统里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书写惯例，而这与唐宋文人的别号取名惯例正相对应。等等。相似的例子无需详举。或者曰，此类义例考索颇嫌饾饤，非关要旨，事实显然不是如此，了解古人书写中的一般规则，往往可以守约施搏，以简御繁，举一而反三，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反之，如果不甚了了，就难免做出似是而非之论，甚至犯一些基本的错误。

知识考古与公案重判

探究古代文学的艺术，在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批评无疑是重要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治学公言，其最终的目的是“把石头还给石头”（借用诗人海子语），“使石头成其为石头”（什克洛夫斯基），不诬古人而不误今人。虽然我们传统治学有“诗无达诂”之说，而现代学术研究讲求客观性、科学性，要求文学批评逻辑合理、过程可靠，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借用福柯的概念，这其实是一个知识的考古过程。周先生的一些著作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他也明确强调，对于研究对象应尽可能“通过‘知识的考古’来恢复其深藏于历史的云山雾罩中的本来面目”（《百僧一案》前言）。

周先生论著中展现出的深厚的文献功力，向来为人所称道。如多数前辈学者一样，周先生的文献学基础也是从做卡片开始的。早在年还在求学之时，他便随导师成善楷先生到北京图书馆查抄资料，开展《苏轼全集》校注的工作。且如其所言，之后的苏轼研究、*庭坚研究以及宋代诗学研究，莫不从做卡片中受益（《语言的张力》自序）。其时周先生颇做了一些考证的文章，比如对*庭坚家世、姻亲以及江西派诗人等的索隐探微，对苏轼文章的系年补正等等，这些文章的训练对其日后的治学都有不小影响。

以知识考古的思路，用文献基础上的语言批评方法重新检视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命题，往往会有全新的发现，其中一些拨开误解的遮蔽而成功迫近历史真实的考察足以使千年公案得以重判。“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原则在周先生的实践中给人切实的启示，比如其对“换骨夺胎”、“以禅喻诗”等宋诗学重要论题的考察便是如此。不妨对此略作陈述。

“夺胎换骨”

对于被现代学术史确立为宋诗学最重要概念之一的“夺胎换骨”之说，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多毫不怀疑地将版权归于*庭坚，并以之为常识，与“点铁成金”一起作为江西诗派的纲领介绍给读者。而周先生却在研读惠洪著作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一成说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惠洪与换骨夺胎法：一桩文学批评史公案的重判》（《文学遗产》年第6期）一文便是对这一思考的论证过程。这一过程毋宁说也是对一个被遮盖的历史陈迹的重新考古发掘过程。该文从《冷斋夜话》原始无标点的叙述文字入手，于“换骨法”、“夺胎法”出现的上下文语境中分析惠洪的叙述逻辑，做出后人将所谓“夺胎换骨法”置于*庭坚名下是由于断句误解所致的判断，然后具体从《冷斋夜话》的体例、古籍标点应遵循的原则出发，累举大量惠洪著作的内证和宋代其他文献的外证，证明“换骨法”、“夺胎法”只是惠洪之说而已，与*庭坚本无关系。这一考古过程无疑是很精彩的，而结果同样重要，如果此说成立，则文学史须当重写。文末周先生着意强调了学术研究中尊重知识考古原则与警惕耳食之误的重要性。此文之后，周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着持续的思考。《关于惠洪与换骨夺胎法的补充说明》（《文学遗产》网络版年第4期）是回答友人疑义而作，同时对惠洪内证等材料做出进一步补充论证。又之后，周先生在对惠洪个案的研究过程中，又从“夺胎”之义与“转生”观念出发，从思想渊源上对“换骨夺胎法”首创于惠洪做出补充（《“夺胎”与“转生”的信仰：关于惠洪首创作诗“夺胎法”思想渊源旁证的考察》，《成都理工大学学报》年第2期）。其实稍作搜索可以发现，其先周先生还有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夺胎换骨”新释》（《文史知识》年第9期），文章从“换骨”与“夺胎”的语源考证中澄清了前人歧说，虽然论述过程中对其归属已作两可之说（或许说明当时已生疑窦），但文章开头又明确以*庭坚之说表述这一命题，则意味着周先生其时尚未明确成说之讹。这一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在于，知识考古成果的实现，在于对前人的突破，也在于对自己的突破。陈垣先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之说足为治学金言，而此例说明，有的时候似乎有必要连自己也怀疑一下。如周先生所说：“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完全重建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做到描述的客观、阐释的合理，则应是我们学术研究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前言）周先生对“换骨夺胎法”这一影响宋诗学甚至古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论题长时间的持续思考与发掘，其严谨求是的精神最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品格。

“以禅喻诗”

关于严羽的“以禅喻诗”论，周先生的考辨对学术史也有重要意义。《〈沧浪诗话〉的隐喻系统和诗学旨趣新论》（《文学遗产》年第2期）一文便是为与同仁共“断千百年公案”提供的重要思考。该文在对严羽时代的禅学语境、严羽诗话的隐喻系统以及严羽整个的诗学趣向三个纬度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对严羽“以禅喻诗”的理论系统做出重新考辨。在语言批评的基础上广征历史、宗教等学科知识，考论出严羽“以禅喻诗”系统中诗道与禅道相对应的隐喻关系，从而得到一系列全新的结论。比如严羽是站在临济宗的立场以禅喻诗的，所以“临济下”和“曹洞下”实有高下之分；比如“以文字为诗”本是作为禅宗“不立文字”的对立面提出来的；比如“兴趣”意为“感兴的趣味”，而“羚羊挂角”、“空中之音”乃是表达文字显意的澄明性，与后人强行拉扯进来的神韵说、意境论等并无关系。并且指出前人的误解实来自明清论家将“以禅喻诗”变为“以禅入诗”的误导。古典文学研究非常需要怀疑的精神，周先生的文章往往能给人提供足够的思考。

（宋）梁楷《弘忍童身，道逢杖叟》

上文就我所理解的周裕锴先生的治学特点做了几个方面的陈述。其实，周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谈论过治学方法的问题：《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右文说”》（《文学遗产》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驿”（文献学的方法）、“译”（语言学的方法）、“释”（文学的方法）、“绎”（文艺学的方法）、“择”（理性的态度）五个字有趣而独到地论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虽是从一般角度而言，实际上周先生自己的学术便是综合运用这五个字的结果。

最后有必要一提的是周先生对表达的精益求精的追求。周先生的论著常使人感受到严谨的学术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可以甜美的，研究诗歌的作品也可以更有诗意一点。比如《宋代诗学通论》结构的精巧设计，比如《惠洪与换骨夺胎法》中庭审现场的巧妙布置与独特比喻的恰切运用等等，《梦幻与真如》、《以战喻诗》、《时间与流水》等文往往如此。结构与语言的优美，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虽已不关治学大道，但对著作的这一执着态度，或许也是周先生对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贯理念的一种实践方式吧。

本文刊载于王兆鹏、张剑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

武汉出版社，年8月，第-页

文案/张志杰

編輯/毛雨寒

圖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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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騷自是書生氣

翰墨元爲儒者禪

萬里橋邊絃誦罷

一輪明月印千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