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物质条件满足时，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追求更多的精神享受。泗州当地人依据周围的自然环境和遗存古迹，特意标明并记载泗州的独特景致，这些景致体现了泗州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审美情趣。在物质条件相对不足时，也是需要一定的精神寄托。
对某些美好事情的期望或对某些存在的恐惧，都会成为人们的建祠庙祭祀的对象。佛、道信仰与地方上的祀庙信仰，则是泗州当地人们在社会环境变化时的产物。地方士绅和部分官吏，积极贯彻国家的礼仪政策和建设国家规定的文化组织的同时，也会支持地方上的信仰。泗州地区除了有国家制定下的祠祭内容，也有一些属于泗州地区独特的祠庙信仰和风俗习惯。
泗州城的宗教与社会信仰
一、转化为俗神的泗州佛信仰
泗州佛，又称泗州僧伽、泗州大圣、泗州文佛、僧伽大师等，其原型是唐中宗时泗州普光王寺的僧伽和尚。按照历史记载此人来自西域，唐高宗龙朔初年来中国洛阳，后南游在泗州建普光王寺，受唐中宗皇帝礼遇。景龙四年，身归泗州临淮县城（即明时的泗州城），当时泗州城在西南边特开一门，以香花迎入僧伽佛身，并建泗州塔供养。
泗州佛信仰由泗州地区发源，并在唐宋时期信仰达到顶峰。唐宋时期，出现泗州佛个人事迹的传记《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记录泗州佛僧伽的三十多件的现化事迹，主要是在当时唐宋都城长安、洛阳、淮河中下游等地产生并流传，现圣的内容多是替人消灾弭祸、救死扶伤、求雨治水的内容。
泗州佛僧伽信仰也是具有祈求护航的功能。泗州地区在唐宋时期大运河的通道之一，过往船舶定是不少，经过此处的商人自然希望自己的船只能安稳渡过淮河、货运及时运到。随着泗州僧伽的信仰被逐渐传播出去，一些地区也不断补充着泗州佛的奇迹内容被不断增加。
从唐朝至明朝几百年的时间内，相比闽浙地区，泗州城中能够体现泗州佛遗迹的主要是大圣寺和泗州塔，没有增建其它的泗州佛信仰相关建筑，足够体现泗州本地泗州佛信仰的衰落。因为泗州城被淹，泗州佛没有达到消灾解难的信仰诉求，在其兴起之地，泗州佛的信仰反而逐渐衰落下去。
二、以明朝廷和官员为中心的祖陵崇拜
明代祖陵位于泗州城东北十三里处，埋葬的是明代德祖玄皇帝、懿祖恒皇帝、煕祖裕皇帝等帝和帝后的衣冠。明代皇庭有时会祭告泗州祖陵，皇帝或皇太子亲自祭告祖陵有四次；因皇帝即位、正位，复位、入继、祈嗣，祈祷，或国家大事，或修陵工程完成，朝廷都会派官员前往泗州祖陵祭告。
而地方官员在经过泗州时经常会去祭拜祖陵，朝廷对泗州祠祭署祠官的职责规定有：凡遇官员谒陵则先期报于署，至期则候导之，更能体现地方官员对明祖陵的崇拜。
改朝换代后，清初由于政治避讳，泗州的明代祖陵不再、也不可能再成为官员们寻求自身利益和保障地方人民安全的理由。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泗州祖陵被淹的社会现实，对泗州祖陵的崇拜也就烟消云散。
三、泗州城的祀庙信仰
明代中央朝廷与地方政府间在祠庙设置各有侧重，朝廷是在考虑自身利益后才会注重地方上“有功德于民”的人，时刻维护朝廷利益、对朝廷忠心的人才会得到中央朝廷的推崇，如显忠祠中祭祀的李绍贤；地方上的一般民众则考虑的是自身的生存问题与地缘关系，一切减轻负担、有利于生存的行为总是被人认可的，如减免马粮、治水、抗倭等行为，万历时期的泗州太守陈永直。
只有不损害中央利益的且能地方上谋福利的行为才能被共同认可，如抗倭、治水等行为，马邵二公才会被一直祭祀。泗州城的祠庙设置体现着泗州城地方对朝廷精神文化政策的贯彻，也是明代朝廷对地方上传统文化的承认。
泗州城及周边地区的休闲娱乐及社会风俗
一、古迹景致与居民生活
清代康熙十二年，选择当时泗州八处留存的历史古迹和现实建筑作为景致记录在《泗州通志》。而作为《泗州通志》主要执笔者的戚玾另有想法，在八景之后加上四景，合成十二景，并在《笑门诗集》中留下相应的诗歌——《泗州十二景》。
康熙二十八年，泗州城已完全淹没于洪泽湖下，泗州官员寄居盱眙办公，泗州官员及居民只不过是从淮河北岸迁到南岸，据康熙二十八年的《泗州志》记载泗州景致又变成十景，不过从其景致内容看，该十景可以说是对万历二十七年、康熙十二年间景致记载的选择性继承。
泗州景致多是以泗州城为中心。除了挂剑台北、官公店分金作为历史景点需要前往，其他的的古迹景致只要在城池附近都可以见到。
在地方志中将本地区的景致特别记录下来的不多，临近泗州的淮安、宿迁、盐城和襄阳府有特别记载景致的内容，更多的是在山川考述中说明山川的自然地理形态与相关的人文事迹，或是在《艺文志》中记录当时诗人墨客留下的对当地风光的诗词歌赋，没有特别分开说明，这标明泗州与淮安、宿迁、盐城和襄阳等地有一种“记录景致、追求风雅”的人文传统，体现当地文人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审美情趣。
二、地方风俗
泗州城在康熙十九年被淹，地方官曾寄居盱眙办公，可想而知，当时居住在城市中的一般民众因住所被淹也不得不迁走，寻求生活的条件。富人因自身资产丰富，发洪水时可以迁到乡村地区避难，一般人可能就是迁到周围地区。按照就近原则，其迁移的地方更大的选择是盱眙，欲说明泗州城风俗可以参考盱眙地区的相关记载。
正月初一亲友之间彼此拜年，受访者通常会设宴摆酒招待客人。淮安地区将这种留客宴饮的习俗称为“饮节酒”，盱眙地区则是先“洒扫室堂。昧爽兴，设香独。男女礼服祀神，拜祖先，序拜尊长，以次行礼，然后亲族里邻贺岁，具酒肴款所厚者”。
元宵节，城市居民多是张灯结彩于路旁，或是装扮成历史上的典故人物上街游行，自初十至十五锣鼓不停，热闹非凡。元宵又被称为小全会，文人与城市一般居民多是约定一起携酒在花灯下会饮，在当时也是一大乐景。
三、聚会交友
泗州地区每逢亲友生辰、男女婚嫁、岁时节令等喜庆之事一定都会相互庆贺，摆酒设宴招待亲友。若是准备大的酒席，亲友通常会先准备礼物相送，如瓜果糕点、稀罕物件等；主人招待的物品也是极尽奢华，“水陆必于求备”，“燕窝一两一斤亦不惜钱买之，又如欑盒之后加汤品，吃茶之另具茶食”。
官方认为这种花费都是“靡费钱财无一可适于用”、“不经之费”，希望在灾害频发的泗州民众不要以有限之财支付无益之费。泗州人喜好结社、交友，每月数次相约聚会，谓之十轮酒，万历时期因为灾害粮食相对不是充裕，十轮酒的次数就减少了。
泗州城的文教
一、泗州城的儒学
泗州儒学在宋以前没有记载，元至治二年泗州知州李守中利用现存建筑的基础上创建，明成化十六年知州言芳、娄鉴续修但未修建完备。正德十六年知州汪应轸仔细筹划修建，形成今后的大概布局与规制，具体建筑因年久失修坍塌。万历二十二年儒学生员萧鸣盛、赵师等请求重新翻修，管理泗州地区事务的各级官员捐银数千两，由训导靳朝相负责儒学翻修之事。
顺治六年因大水灌城，屋舍建筑倒塌不少，十一年尊经阁因大火，其内所如故”藏书籍与物品皆毁。康熙十一年六月因洪水被淹之后，泗州儒学一直处于被水浸没的状态，“非桴杠不能往来”。
泗州儒学在州治西北部，由泗州知州负责处理儒学相关事务，设学正一人掌管儒学的教育事务，训导两人负责教授生员，斋夫一人负责打扫儒学院舍，膳夫一人负责师生日常饮食。按照明代规定，泗州儒学准招收廪膳生员三十人，増广生员三十人，附学者无定额。成化十七年由当时的泗州太守言芳主持将白鹿洞规作为儒学规条镌刻于石，立在明伦堂右边。
按照国家规定，泗州儒学四年一次推荐生员参加国子监的贡生考试，每次三人；盱眙、天长作为县学则三年一次，每次一人。还注意安排生员参加国家选贡即科举考试，万历以前有二十八名生员有资格参加应天府乡试，盱眙、天长只有十四名，万历二十五年都增加两名。
二、地方教化
官方正统的儒学教育通常是为培养朝廷官员、役吏后备力量，而能够在学校中系统学习四书五经且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毕竟是少数，一般人接触这些不多。为保证一般人能在朝廷教导下好好生活，泗州地区也有相应的、带有官方性质的集会、组织，通常带有劝人遵纪守法、扬善避恶的意思。
洪武初年，倡设老人制度，“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之善，乡里争讼”。泗州在洪武时期就在城乡设立木铎老人，每月十五、十六日拿着木铎巡视地方，高唱“圣谕六条”以警示众人。每月给粮以助其生存，若是民间有违犯教令之人，须向有关部门报告并请及时处理。万历时期只在泗州城及附近地区中推行，乡村地区都没有及时向官府报告地方不法事情。
明初国家在城乡创立申明亭，亭内设圣谕牌及教民榜、木铎词，选年长且有德之人为坐亭老人，其责任有二：一是城乡若有户口、婚嫁、田土争执事件可以由坐亭老人来评断是非；二是有因违背当朝法律、可以用来警示后人的事情，需要及时记录并在亭中揭示，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到万历时期，泗州地区能够推行申明亭之形式的，估计只有三分之二。泗州人把设立坐亭老人视为已份苦差事，每当需要上报当地词讼情况时，就互相推诿。更有甚者，让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充当坐亭老人，而上司也不明白具体情况就委任；受任者自己除了承办地方上的乡饮酒礼、祭祀等项外，无所事事，根本不顾地方词讼，申明亭有名无实。
申明亭主要是揭示里甲之内的恶行，而旌善亭与之互为补充，主要是标榜里甲中善人善行。“凡民间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曾经旌表者犹属其事，揭于亭中，以示劝善之义”。另外中央若是有规章禁令颁布，旌善亭内负责之人需要及时抄录，让地方军民知晓。
结语：
前期泗州城的地方官员按照中央朝廷的规划，设置了一系列的政治机构管理地方上的佛教信仰、坛庙。明代泗州城内的僧伽信仰已逐渐没落，流传到现今苏闽浙地区，成为一般的俗神信仰；以往流传下来的坛庙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被地方政府官员时常祭祀；祖陵也因其与明代皇家朱氏的特殊关系，成为朝廷和地方官员保护和瞻仰的对象。又设置一些地方教化组织和州学，注重“培养”当地居民遵规守纪的意识。
从对泗州城市社会生活的总结中，可以看到泗州城的地方自主性与中央一致性间的复杂关系。在受到明代皇家极大关怀下，泗州城整体上体现了一种矛盾的生活状态：既“循规蹈矩”，也“离经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