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以农立国，有着千年的历史，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也都对把农业粮食的控制作为其统治之基础，明朝也不例外，自朱元璋建立明朝以来，其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对粮食以及与农业相关的其它资源如食盐等的发展进行垄断性管理，以保证其对国家经济命脉的绝对掌控，而在明代，实现这些掌控的具体手段就是承载着粮食、货物运输的运河。
徐州位于大运河的中段，并且是黄河与运河的交汇之地，南宋绍熙五年（年）黄河侵入汴泗，夺淮河后，流经徐州境内长达年，黄河夺泗夺淮不仅截断了泗水之沂，沭河南下入淮的通道，而且留下了因河床淤高而成为横贯东西的悬河，这就造就了其独特的水系。
黄河以北的沂、沭，泗河因黄河断其南下出路，自成沂沭泗水系，不得不向东另谋入海通道，以南的各种水系则由洪泽湖入大运河，如此独特的水文环境为徐州当时漕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漕运的地理位置及其周边环境
一、大运河徐州段的历史变迁及其地形概况
元代建都北京，我国中心北移，为缩短陆上运输运道，以利南粮北运，朝廷遂在济宁以北先后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初步建成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而济宁至徐州段泗水河和徐州至淮阴黄河段仍作为朝廷漕运的一部分，纳入到整个国家漕粮运输的系统中去。
由于徐州以下泗水被黄河侵夺，逐渐淤淀阻航，加之黄河洪水不断决泛冲击河道，因此，明代为避黄改运相继开挖了南阳新河、泇河和中运河，那么明政府为了维持这一水运大动脉的通畅，大兴大役。
在江苏境内，徐州至淮阴段为借黄河行运，故运道从邵阳湖西移至邵阳湖东，淮扬段运河因南来漕舟为五坝所阻，不能直接入淮，又因运道穿湖而行，漕舟时遭风浪，故先后凿清江浦，建四闸，兴办河湖分隔工程，以免运舟盘坝之劳和覆溺之灾，江南段运河亦因镇段运河地势高仰，水源不足，运道浅阻而频繁之役。
到了明嘉靖七年（年），河总盛应期始开南阳新河，工程进行一半停顿。明嘉靖四十四年（年），工部尚书朱衡开挖南阳新河。新河移至邵阳湖东，离旧河月15公里，经夏镇，留城（今徐州沛县东南）会旧河，最后入黄。
万历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年至年），河总束应龙、刘东兴、李化龙等人多次开挖泇河。自夏镇李家港引水，经韩庆湖口至泇河口，南下徐州邳州直河口入黄河，这段运河被称为东运河，亦称泇运河，泇河。避黄河泇工程以后，全部拦截了邳州地区河水进入骆马湖的通道。
泇河虽开通，但在皂河以下骆马湖附近如黄河口门处经常瘀淀，行船困难。清康熙二十五年（年）河督靳辅在黄河北岸遥、缕二堤之间（即运河左滩地）开中河，后又三次局部议浅使河道定型。中河北起张庄接皂河，南经今宿豫、泗阳两县，至淮阴杨庄入黄河。
元明清三代视南北漕运为根本，治河保运为治水重点。汛期确保运河不受冲淤，非汛期要向运河补水以保证通航漕运水泛。为引微山湖水和黄河济运，在徐州境内先后修建引水闸，滚水坝15处之多。
明清时期又先后在芦口坝、江风口、开口门等处引沂河水济运。泇河的开通，原来入泗黄的武、泇等河改入黄河、芦口坝、江风口处，分水门的开设使沂河、武河、城河等相继入运。另外，在徐州附近，分布着一系列著名的急流，总称百步洪。
二、徐州附近“三洪”
古泗水自北向南过徐州城东又折向东南因受徐州一带山地所限形成了三处湍急的水流，即历史上有名的“三洪”。它们的形成与发展对徐州地区的漕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徐州城东南因地处吕城，水中由梁，因而得名吕梁洪；紧靠城东侧有洪长百步，故称“百步洪”；城东北因传说为秦始皇求鼎筑渠处，名曰“秦梁洪”。
明代徐州地区的漕运受到了运河、黄河及三洪各渠的影响，河道犬牙交错，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漕运的困难，但是，经过史料分析不难发现，在经历了明朝各代的苦心修筑经营后，徐州境内的漕运河道基本上可以说是畅通无阻，这样既为当时朝廷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提供了便捷畅通的交通，同时，繁荣的水陆贸易也为徐州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漕运对徐州地方水利发展造成的影响
一、水利漕运设施的发展提高
明朝时期，运河徐州段因处于交通咽喉要道之上，所以南北商贾云集，大批货物聚集于此，然而，运河徐州段位于吕梁二洪之间，交通水道并不十分通畅，每天要通过开闸闭闸来调节往来南北的货船。
再加上朝廷有明确规定，每天通过船闸的漕船必须要等贡船通过之后才能入闸，加上每天放闸船数有限，因此，许多漕船不得不在闸口排队依次等候入闸，这对于商贾来说，既浪费了时间，也耽误了生意。
因此，为了应对这样一种制度，在运河徐州段上的漕船则越造越大，运输成本则是越来越低，随之而来的就是造船业的空前发达，路过运河徐州段的漕船大多是在徐州运河码头和东南各地的船厂建造的，其中，以清江船厂，龙江船厂和太仓船厂最为著名。
其中，清江浦造船总厂创办于永乐十三年（年），厂址在徐州和淮安之间的运河清江浦段南岸，清江漕船总厂下设四大厂，名京卫厂、卫河厂、中都厂和直隶厂，总厂位于清江大闸至草市之间，总厂的东面，从西到东是直隶厂和中都厂，总厂的西面从东到西是京卫厂和卫河厂。
后来，将漕船扩大规制，水利运输漕船每艘载粮可达石。在漕船遂逐渐定型后，漕船的特点是底平，舱深。底平则入水不深，浮力较大，仓深则负载量大。
随着船大仓深的漕船不断地路过运河徐州段往来南北，直接导致了徐州附近造船业的空前繁荣，而漕运的发展给水上运输业的空前繁荣和水利设施工具的不断改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是，这么多的漕船聚集于此地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当然，排队通闸等候是一方面的原因，然而更重要的则是自然原因，由于季节等因素变化不定，河道内的水位时深时浅，这对于运输漕粮货物的船只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所以，明宣德年间，陈瑄在治理徐州段运河中提出：“七尺以下蓄以济漕，水长则减入诸湖，会于射阳湖入海。”并重新修建减水接水闸坝。嘉靖年间，为防洪泽湖水淹没明祖陵，始于洪泽湖东南周桥，高良涧，古沟等处建减水石闸，闸底以石为梁，上留4尺过水，水大则泄，水小则止。
隆庆、万历年间，总河潘季驯又重修，仍有石限，其上不许过船。万历元年（年），总河侍郎万恭于徐州淮河沿线建平水闸23座，以泄异涨，以利漕运。漕运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不仅给徐州当地经济带来了兴盛的局面，随着朝廷对漕运的不断重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包括徐州在内的各个运河沿岸城市的水利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提高。
二、地方水利职官的变化
明初，中央设都水司，隶属工部，未设专职的运河管理机构，成化七年（年），朝廷在运河沿岸重镇徐州、临清等地设专职运河管理机构，简称“总河”，与“总漕”平行。总河主持黄河、运河修防，开创了跨流域，跨地区的管理体制。其职权是：
一、督率管河官员及治河有司修治所属河道。这个很重要，堵了是显而易见的，追责下来，谁都跑不了。
二、调用处置应用人夫物料，年终上报修治工程及人夫钱粮工料数字。干活给钱很正常，但里面可操作的空间也很大，算是个肥差。
三、节制管河官员及南直隶和山东巡抚三司军卫等官，举劾所属官员，处置推诿误事失职的官员及破坏河防的权势豪要。属于有权的，且权柄不小，和豪绅相比，上大天听，容易得多。
四、提督军务，节制南直隶各兵备道，以防护运道，缉剿监匪。总河的职责实际上就是务脾河道安流，粮运无误。国家看着，基本不敢捅出什么大事。
在设立以后，若遇到重大工程，则遣大臣与总河并理。嘉靖二十年（年），黄河决徐州，漕运变阻，朝廷派兵部侍郎王以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督理河道，协同总河治理。万历元年（年），南直隶江南运河也划归总河管辖，四年，运河以徐州吕梁为界分属，次年，仍复旧制。
在运河沿岸流域中，北京至仪征运河为重要运段，这段运程可分为四段，各设都水司郎中主管。通惠河郎中驻通州，管理通惠河与通州至天津一带河道；北河郎中驻张秋，管理卫河与会通河；中河郎中驻吕梁，管理徐州至淮阴河道与徐州吕梁二洪，后又加管泇河；南河郎中驻高邮，管理淮扬运河。
重要河段，工程另设都水分司，主管官为主事，隶属于都水司郎中。中河设徐州洪、吕梁洪分司；南河段设清江浦分司，瓜仪分司。郎中着重考核、稽查、调动、禁约运河官吏，分司主事主要管理工程设施或管理运河水源。此外，朝廷还常派出河御使巡查河道，其职掌为提督所属军卫有司，时加疏浚修筑。
明代规定地方文武机构亦均有管河之责。沿河各省布政、按察、督察三司均有专职或兼职官员管理河道。
对于国家而言，其虽直接管理运河，但是总河与总漕、总河与地方，不是总能协济其事的互相配合的，故曾几次兼管总河。兼并后又因缺乏统一筹划和协调，贻误河道治理，影响漕运，而地方官员事务繁杂，无法专理河务，因此，总是撤而复设。
同时，在朝廷派驻漕运监督属漕运管理的监察系统中，中央设巡漕御使，由京官出任锦衣卫。巡漕御使监察河道，漕运二司吏治，与漕运总督同驻徐州。
总之，在明朝时期，徐州的地方漕运无论从经济、地理、还是政治方面都与国家的政策紧密相连，相互依靠，朝廷的政策成就了徐州的繁荣，徐州的兴盛也带动了整个运河流域的发展变化，保障了整个明王朝统治根基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