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地处江淮冲积平原，誉称“水乡”，有“东西南北四湖通”之美誉。长江、淮河、运河，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还有许多小湖、小河，密布的河网既造就了扬州独有的水乡风情，同时历史上也是水患频仍的地带。
天宁寺山门殿后有乾隆《南巡记》碑，1．27×2．63m，长方形，周边有线雕的13条龙纹边框，其落款为乾隆御笔，是乾隆四十九年(年)在完成了六次南巡后，亲自撰文，亲自书翰，加之精美的雕刻，是十分难得的三绝碑，“文革”幸免于难，为扬州文化保留了浓重的一笔。
其中最关键的观点是“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他一是从“敬天明理”的高度深刻阐述治水关系民命：“河工关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唯遵旨而谬行之，其害可胜言哉，故予之迟之又迟者，以此而深惧予之子孙自以为是，而后之司河者之随声附和，而且牟利其间也。”
二是对水治与吏治的关系鞭辟人里：“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在他事则可，在河工则不可，河工而牟利，宣浊必不合宜，修防必不坚固。一有疏虞，民命系焉，此而不慎可乎?然而为君者一二日，万几胥待躬亲，临堪而后剔其弊，日不暇给焉，则乃应于敬天明理，根本处求之思过半矣，予举两大事(一日西师，二日南巡)，而皆幸以有成者。”
三是对几十年大兴河工的情形作了详细总结，主要是四大工程。第一项大工程是定清口水治，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受水淹。第二项大工程是陶庄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宽余丈，长余丈，深一丈余，以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引河开成以后，解决了“倒灌之患”。第三项大工程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鱼鳞石塘，历时三年，花银数百万两，修建好鱼鳞石塘余丈。第四项大工程是将原有范公塘一带的土塘，添筑石塘，修了三年多。这对保护沿海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第一档案馆有清代宫藏扬州水利图志，认真解读可见，清代扬州大兴水利蔚然成风，许多设施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或沿用原来的名称，图志中清代扬州河流的走向、水系的分布与现在基本一致。
扬州南濒大江，居南北运河交会点，水道纵横，一直受水患威胁，平三藩、河工、漕运，是康熙登基后的三件大事，康雍乾三朝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加强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
督察河工是康乾南巡重要内容，如开凿皂河、与中河，加固高家堰和淮扬运河的堤防及减水闸坝，开陶庄引河，疏浚运河和归江归海河道。
康熙二十三年(年)第一次南巡，在高邮、宝应见民间田卢多在水中，乃登岸步行十余里视察水势，召当地生员耆老详问致灾原因，针对里下河各州县水患严重，制定治河对策，指示治河以疏浚为要，同时在两岸筑堤，约束河水，筑坝闸以阻挡黄、淮水的入侵。三十八年(年)，第三次南巡视察里下河以北堤防，至高邮、宝应，亲自乘小舟测量各处水情，他发现高邮以上河水比湖水高4尺8寸，提出“应将高邮以上当湖堤岸，高邮以下河之东堤俱修筑坚固”，其措施明确而具体。四十二年(年)，第四次南巡，于扬州向河道总督张鹏翮指示河工善后方略。
乾隆十六年(年)，第一次南巡，驻跸高良闸，至蒋家坝阅视堤工；二十二年(年)，第二次南巡阅视孙家堰堤工；三十年(年)，第三次南巡阅视高家堰堤工，祭淮神、河神，阅视孙家堰堤工；四十五年(年)，第五次南巡，阅视高家堰堤工。
现存乾隆《即事》诗：“南关五里及车逻，建锸原虞异涨多。不免下河犹被潦，修防调剂竞如何。去年数坝未过水，泽国因因幸告丰。黄夺全淮出清口，却教嫁祸宿灵虹。”这是乾隆南巡时在高邮微服私访，了解民俗民情，调查水患水利。
南关坝、五里坝、车逻闸均在高邮，乾隆二十一年(年)，高邮又发大水，后经官民协力抗治，水患始除。翌年秋，乾隆南巡，亲往察访，见百姓安居，市井繁荣，欣然命笔：“黄龙晓发近盂城，上岸乘骢按辔行。缚茂珩沈却虚饰，黔围黎绕验真情。早知江国民居庶，且当槐街米价平。历阅党军堤复旧，回思去岁尚惊心。”
乾隆还重视江防，第四次南巡前一年，瓜州江潮肆虐，涨坍沙碛，但由于十多年来，注重防范，加固江堤，所以有惊无险，《过瓜洲镇》：“去年异涨坍沙碛，幸保安然惕倍增。”要求地方官员不可懈怠，“阅视民居，较之前巡所见，益觉稠密”。
明清时每因水患倒堰，淮阴、扬州立即成为水乡泽国，民谣有“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看不见”。为此明清以来在淮河水系出路上兴修水利，一为“归海五坝”，使淮水人海，二为“归江十坝”，使淮水入江。
独特的水系是实用与美学相结合的水利工程典范，深刻体现了扬州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卓越智慧。古代人民由于对自然灾害的茫然畏惧，尤其是对水既爱又怕，一般通过造殿宇、宝塔镇妖，有“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之说，更多的是以物件驱魔。
康熙四十年(年)，朝廷在淮河下游至入江处设置12只动物塑像，即“9牛2虎1只鸡”，多为铁制，安放于水势要冲，因为发生水患，人们从风水学推断，都以为是水中蛟龙作祟，百姓一方面在龙王庙烧香，乞求风调雨顺；一方面杀气腾腾，祭起阴阳五行的大旗，金能斩水中蛟龙，以期镇水安澜。
《甘棠小志》记载：“邵伯更楼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冲决，长五十六丈五尺，难堵塞。三十九年，鹏翮恭奉圣谟，下埽堵塞，克月成功，四十年，置铁犀一座镇之。”¨江都马棚和邵伯的铁牛上有相同的铭文：“维金克木蛟龙藏，维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淮扬，永除昏垫报吾皇。”当时就有人以“安民巧用愚民术，无计排洪铸铁牛”嘲笑讽刺。
9牛放置于涟水东门外、三河闸、高良涧、洪泽湖、高邮马棚湾、邵伯、瓜洲等地；2虎实为石雕壁虎，置于扬州壁虎坝；1鸡则在江都昭关坝稽家闸石壁之上。这些物件表面上看是镇水之物，实际上是测定水位的物象标志，人们不习惯用标尺测量，而是凭历史经验，通过水位上涨到动物的脚、身、颈的位置，直观水位，判断有无水患，从而采取相应措施，至今仍有“潮平牛项苦年年”的诗句作为佐证。
如今邵伯铁牛依旧完整，上有铭文：“淮水北来何泱泱，长堤如虹固金汤。冶铁作犀镇甘棠，以坤坎柔克刚。容民畜众保无疆，亿万千年颂平康。”成为保佑一方平安的象征。
扬州有9口铁镬，城南隅2，城西有7，可见铁镬是围住扬州城四周，这是发现的，当有深埋未见的。大者直径逾2，5m，厚0．1m，高1．3m，重逾5吨。《徐园铁镬记》说是“萧梁镇水之物”，该记是清乾嘉学派著名学者焦循后裔焦汝霖所撰，记作于年，记中说见高叔祖理堂公(焦循)遗集日记说：“梁时江水与城南相近，屡为患，乃筑巫山堰以御水；置铁镬其间，使水洄袱，借杀其势，相传蛟龙性恶铁，范大镬以厌之。”“城南扬子桥为昔日大江之渍，历年久远，地望变迁。”
这是很有见地的，因江苏海岸线不断向东推移，唐代时长江并不在今上海，而是在扬州处人海，这才有“水患浸淫”之说。两段话一层意思，是以阴阳五行之说，蛟龙恶铁，于是铸镬以镇蛟龙。此说焦汝霖否定“是说殆未可信”。可见他是同意前说，是筑堤御水患，置铁镬是“使水洄袱”，以泥筑堤，难挡洪水，而在水势汹猛的堤段外侧，置若干口铁镬，形似半球，且为空心的，但可起到实心的作用，即洪水冲决堤坝前，首先冲在铁镬上，由于镬形似锅，将其置于堤坝前，无论是何方向都呈弧面，造成洪水的回旋，这就起到了缓冲洪水的效果，保护住了堤坝。
考察文物必须从沧桑变异、今古殊观的角度回溯历史现象，才能拨开所谓迷信的烟雾，体会古人根治水患的苦心。近日扬州将9镬的2镬仍放徐园，其余7只则集中于大虹桥下，以花木陪衬，形成独特一景，为游人青睐。
手抚清冷的铁镬，人们是思考在风水说盛行的古代，屈服世俗迷信背后人们表现出的睿智，可敬；在科技昌明的今天，如果还有人对风水痴迷，自欺欺人！
80年代，扬州市府在茱萸湾兴建了水利纪念碑亭，并立碑石，碑体正面隶书“挹江控淮”，碑后铭文记载了世代人民治水的伟大功绩，成为古城扬州彪炳千秋的水利纪念胜地。
建国以来，历届政府一直注重水利建设，在城市扩容、小区建设中，没有出现大填大挖河道的现象，即使在文革“深挖洞”的大潮中，也仅填埋了头道河作为防空洞。
扬州始终保持传统的城区街河纵横格局，城外河湖相连的地势。七河八岛泽地、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不仅是扬州极宝贵的水资源，而且是城市的肾。
近年来，城市森林、园林城的建设，又使得城市的肺得以健康保护，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业。历史上就有扬城因多水而得名之说，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云：“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唐代时扬州“人郭登桥出郭船”，可以说扬州最大的优势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