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群众的生活，全国各地都一样，十分贫困，我的童年生活也是可想而知的，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母都在人家当学徒.到了我五岁的时候，家里开了个小粮食行，才勉强解决了全家的一日三餐。要想改变这窘迫的生活环境，上辈人多多少少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人身上，所以我从小就受的是“读、读、读，书中自有*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教育，从我稍懂事起，就跟着私塾先生学认字方块，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幼儿园、托儿所，只有一位年过七旬的程老先生拄着拐杖到愿意出钱、又有学龄前儿童的人家依次教学，每天两次，每次个把小时，这样，每天也能认识七、八个方块字。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渐渐的识字多了，便学念书了。《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启蒙书籍我都能从头背到尾，私塾先生夸奖“这孩子还挺聪明”。
七岁开始，我进了河下唯一的一所洋学堂，当时叫淮安县实验小学。学校设在原河下一座大庙“三官(官)殿”内，记得正殿中间还竖立着一尊一丈多高的大菩萨，下面就是我们全校集会的大礼堂，校长训话只有站在慈眉善目的菩萨面前。各个年级的教室就由所有的偏殿和斋房改建而成，学校还有个上体育课的大操场。上课、集会、放学的信号就靠挂在大树杈上的一个铜铃铛，一根绳子直拖到地，一拉绳子铜铃铛就响了。当时看来，有这些设施就算不错的了。
新课本一发下来，我简直爱不释手，语文书上的字我全认识，或许是有学前教育的基础，所以学习一点也不吃力，作文经常被老师贴在教室后面的墙报栏里，供同学们参阅，六年制的小学转眼间就毕业了，我的小学班主任丁然老师(后到新安小学任教)八十多岁了，尚还记得我。
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淮城初级中学(现在的吴承恩中学)，学校周围风景优美，城河环绕四周，著名的教育家、新安旅行团的创始人汪达之先生的墓就在学校后门口，萧湖位于学校的西北角，学习环境十分安静。学生全部走读，我家算是离学校比较近的，每天来回四趟加起来也有20里路，而有的同学家住城东乡、季桥乡，那就更远了，他们中午还得带一顿干粮，看看现在的中学生，不是汽车接送，就是骑自行车、电瓶车上学，我们当时的条件可就相差太远了、要完成当天的作业，必须趁着天未黑下来，借着自然光线抓紧做完，因为那时家里没有电灯，只有用空墨水瓶穿上纸捻的简易煤油灯，还不断地冒着黑烟，在灯边的时间久了，鼻孔都是黑糊糊的。每天早晨起身都是借助于晨曦，阴雨天只有听鸡叫了。只要窗外有点亮光，母亲就起床做早饭，等早饭好了才会叫醒我，为的是让我多睡半小时。可是老师布置的背书作业往往还来不及完成，就只有利用上学路上的这段时间，我总是一手拿着书，一手把书包撂在肩上，一路走一路背，走到学校时书也背熟了，这不能不承认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力，初中三年，很快就过去了。
考高中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考取了继续升学，考不取不是回家种地就是学门手艺，你说十五、六岁的孩子当兵是当不成，打工嫌太小，真是“良不良莠不莠”。要想跃龙门，只有靠勤奋。用功学习成了我唯一选择。当时，全县的全日制完中只有淮安县中和钦工中学两所，要在全县30多所初级中学的多名毕业生中挑选约人，录取比例不到10%，升学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考淮中当然是我的第一追求。只要目标明确，通过努力，大都能实现。幸运的是，我考取了，那时只有16岁。
高中一、二年级依然是走读。因为年到年是建国以来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家户户闹饥荒，靠拾*菜皮度日的场景随处可见，得*病(营养不良症)的人也比比皆是，国家号召瓜菜代、咬紧牙度难关。走读毕竟能省下寄宿费、伙食费、杂支费等开支，更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开伙能勉强填饱肚子，因此无论刮风下雨，都得沿着运河堤从河下步行到学校。高中课程多，已不如小学、初中那么轻松了。由于生活的艰苦和学习的紧张，有好几位同学被迫中途退学了。为了解决每学期的学费，我寒暑假都得去勤工俭学，跟随一位远房的舅舅去做瓦匠小工，搬砖弄瓦，每天八角钱，一个假期可以挣足下学期的学费。
到了高三，进入了冲刺阶段，早、晚都有自习课，只好由走读改为住校，十来个人一间宿舍，清一色的两层双人床，学校规定晚上九点半必须熄灯，为的是保证学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想要延长学习时间，有的同学用手电筒在被窝里偷偷看书，我常到路灯下去背书，肚子饿了，用从家里带来的干炒面(干面炒熟后用开水冲泡)和着充饥。由于经常吃，现在我看见炒面就腻了。学校的伙食比较差，早晚是稀饭，中午是每人一个豆饼面和山芋干面掺和在一起的窝窝头，轮到我做值日生时，和另外一个同学从厨房把饭桶抬到教室，路上我就把我的那一份窝窝头吃完了。肚子饿归饿，但学习一点不能放松，各门功课中，我外语成绩较好，所以就多了个差事一一俄语课代表(那时不开设英语课)。*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不但加入了共青团，还当上了团支部委员，就在复习迎考的关键时刻，我的手臂上生出个小脓包(老年人叫它“未老先出头”，医生的术语叫毛囊炎)，起初我并没把它当回事，哪知到浴室洗把澡坏了事，小脓包被水一泡破皮了，我索性把脓挤出来，晚上到家就开始发高烧，第二天连膀子都抬不起来，早上衣服都不能自己穿，医院，医生叫化验血，结果是败血症，要住院，起病的原因是浴室脏水中的细菌经一挤压进入了血液。这一住院就是十来天，严重地影响了复习，真把人要急疯了，心想这下和高考该无缘了。捱到出院，连忙加班加点地复习，以期迎头赶上。
高考填报志愿开始了。这对于我们高三的同学来说，可算是“大姑娘坐轿子一一头一回”，那么多的高校到底填哪个为第一志愿，哪个为第二志愿，谁也拿不定主意，只有去咨询老师，班主任说，你各门功课平衡发展，文科成绩稍好于理科，我看你就填文科吧！外语老师说，你可以报考外语类，因为你外语成绩不错，于是我便报考了外语系，第一志愿填了个二本的吉林大学日语系，第二志愿才填一本的南京大学德语系(现在才知是颠倒了)。志愿填完后，就分文科班和理科班来复习了，可谓是备战在即。
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了。学校租了几辆卡车，把我们送到淮阴市去参加考试，一共三天，临行前，特地到亲戚家去借了块手表(那时手表可算是奢侈品，我们家还买不起)，以便考场上掌握时间。考试结束后，总体感觉还不错。凡报考外语类的考生还得多留半天，增加个面试。因此，绝大多数同学都回去了。家里看到附近的同学都到家了，唯独我没回来，便不放心起来，一直跑到学校询问才知原委。
等待出榜结果，倒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家着实过得心焦，便想到去要好的同学家玩些日子，于是骑了辆破自行车，直奔洪泽县岔河镇(当时隶属淮安县)唐洪屺东，四、五十里的石子路足足骑了近三小时，屁股都磨疼了。农村真是广阔天地，每天不是钓鱼，就是放鹅放鸭，走亲访友，在他家足足过了二个月。回到家不几天，邮递员送来了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人高兴了好一阵子，因为这就意味着十多年的寒窗苦没有白吃，将来也有了出路。要是在现在，起码要办个十桌八桌酒席来宴请宾朋，好好庆贺一番，而当时，根本花不起这个钱，母亲只能用2角7分钱一尺的标准布为我做了一件新衬衫，送我上了去学校报到的小轮船。小轮船只能到镇江码头，还要在镇江换乘火车去南京。记得火车票半价（凭新生入学通知书）只要6角钱。南京的各所高校在火车站都设了新生接待站，再用校车接我们去学校。到了宿舍，打开行李一看，坏了，母亲怕我饿着，放在行李中的一只装满猪油的玻璃罐头瓶不知在途中怎么被打碎了，由于是夏天，溶化的猪油把我唯一一件“高档”的夹袄弄得全是油，怎么洗也洗不掉。第二天，新生陆续都到齐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在新生入学动员会上，老师介绍了学校的历史和概况，要求我们要树立自信心，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你们的名单都装在周总理的口袋里，将来都是建设祖国的栋梁......动员会后便带领我们参观学校，这是物理楼、化学楼、图书馆、天文台…...跑了四个小时，才参观了学校教学区的一半，学校真的好大啊!我们班的任课老师是一位德国人，学校提倡搞直译教法，于是高薪从国外聘请来好多语种的外籍教师，我们这位老师不会讲中文，和我们交流全用外语，由于我们是从字母开始学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还适应不了，渐渐的，她带我们去逛街、购物、看展览，有意思的是，她买东西付钱的时候总是掏出所有的人民币，随便营业员自己拿，因为她根本听不女营业员报的价格。
进了大学以来，学习完全靠自觉，老师每天只上两节课，其余的时间由自己来安排，你自习也好，上图书馆看书也罢，根本没有人管，我们多数同学根据专业学习的需要，每人准备了一面小镜子，用来练习发音、対口型，力求发音准确，每天练得口干舌燥，学校里有个规矩，不准谈恋爱，一旦发现，就得开除，家庭经济差的同学可以申请助学金，我每月可以领到十四元的助学金，伙食费用去十二元，还有两元钱可以零用，诸如买邮票啊、剃头啊、买肥皂、牙膏啊等等、基本上就不要再向家里伸手了。
许炳衡（年）
大一的暑假来临了，学校利用这两个多月的假期组织我们去部队学*，我们所有的男同学都去了宿迁的古河60*驻地，记得我们的营长叫胡修道，是 的战斗英雄，他安排每个班安插两名大学生，我们的装备和战士一样，帽徽、领章齐全，每人还领到一支步枪、一只水壶和一个*挎包。每天除了*治学习、*事训练以外，照样要站岗、放哨，每岗两个小时。记得有一次，轮到一个近视眼学员下半夜站岗，发了他五发子弹、一支步枪，夜里营房四周一片寂静。突然不远处的山芋田里传来一阵呼哧呼哧的声音，他连忙警觉起来，问：“谁？站住！”这一喊，引来了田里更大的骚动，他便装上子弹端起枪，又连喊了两遍，仍无济于事，便对着声响处“叭”地一枪，骚动的声音停止了，部队领导听到枪响，连忙打着电筒出来一查，原来是周围老百姓家的一只猪跑出来偷吃山芋被打死了，这位*官对学员说：“叫你打靶打不准，打猪可倒是百分百啊！”第二天部队只好赔偿老百姓家一头猪钱。
我们来部队的训练科目主要是两项：一是野营拉练等常规训练；二是武装泅渡。
野营拉炼首先得学会打背包，解放*战士在不开灯的情况下，十秒钟就可以把背包打好，而我们怎么打也没有人家的好看、标准。除此而外，我最怕的要算是紧急集合，半夜三更，只要听到哨音一响，就得立即起身，摸黑穿衣、打背包，并迅速带上武器到操场集合，时间只有两、三分钟，一切都是从实战出发，一旦迟到，不但自己难堪，还要挨批。有一次，一位南京的同学叫王盛怀，因背包带没有系紧，紧急集合后立即跑步几里路，结果带子松了，越拖越长，后来连被子也散了，停又停不下来，只好把被子抱在怀里跑，大家想笑又不敢笑，事后被排长罚打背包二十次。为了记取这次教训，防止再紧急集合时出现手忙脚乱的现象，有的同学便不敢松开背包睡觉，可往往又会被夜同查岗的*官们发现，贵令必须打开背包睡觉。
武器是每名战士的第二条生命，要训练快速地拆、装枪械，步枪、轻机枪那么多年件、要蒙着眼睛，一件一件拆散，再重新组装，这些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如不过关，还得重来。学瞄准学射击，那更是必修课，这项，我倒是有优势，因为我两眼视力都是1.5，卧姿射击考核时，我十发子弹打了八十二环，达“优秀”等级。
除了常规训练，就是学习武装泅渡。那是因为六五年前后台海形势十分紧张，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我们则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所以必须要人人学会游泳，当兵的要能够武装泅渡(带一支步枪还要加两枚手榴弹)。首先要先学游泳。我本来是个不敢凫水的“秤砣”，下水就沉，针对我这样的学员，就由两个老兵包一个学员一双手托你的肚子，一人托下巴，让你在水中学青蛙游，每天泡在水里几个小时，碰到气温下降，连嘴唇都冻得发紫，一个星期训练下来，我终于能游起来了。第二步是学武装泅渡，体力好的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可以在大运河里游来回，体力弱的只能游十来米远。
总之，这次当兵训练对我来说，收获很大。临“退伍”时，各人的*装、水壶、挎包等都让我们带走，留作纪念。
返校学习一年后，到了大二的暑假，学校又提前一个月放假组织我们去学农，我们便来到了解放*驻安徽省霍丘县城西湖*垦农场，那时麦收正处高潮，大片的麦子由收割机来完成，小块的麦子由人工收割，俗语说*金铺地，老少弯腰。收割麦子就是要抢季节，否则，梅雨期一到，成熟的麦子收不上来就会遭受重大损失。我们争分夺秒，几乎每个人的手上都磨出了血泡。一个麦收时节，农场总共收了几十万吨麦子。麦子收完就忙插秧，我们请来了好多老农作指导，在田间拉起了绳子，沿着绳子插秧就不会栽得七歪八扭，用三只手指捏住秧根，五、六棵为一撮，大家越栽越熟练，快手二天可以栽七、八分到一亩田。头两天下来，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特别是两条大腿累得像木杠子一样，一个星期以后，才渐渐地适应下来，通过劳动，使每个人才深切地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临离开农场的时候，部队的首长在送别会上说劳动果实应当大家共享，经请示南京*区许世友司令员同意，农场的麦子同学们愿意带多少就带多少，大家哈哈大笑，我们怎么拿啊?嗨!还真有人要带些回去作个纪念，他们把*裤扎紧裤脚，就成了两只口袋，也能装上20来斤。
年中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初是上课上上停停，后来干脆变成停课闹革命，外籍教师和外国留学生陆陆续续都走了。学生们纷纷加入了各种红卫兵组织，每天就是传抄大字报，召开各种辩论会，一听广播里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哪怕是半夜三更，也起来上街游行，打着横幅，扛着彩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激情。发展到后来，按各人对形势的看法和所站的立场分成了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不属于这两派的称为逍遥派，大字报满街贴，辩论会处处有，批斗会更是家常便饭，不但文斗，武斗也越演越烈。大革命带来了大串连，凭着一张学生证、一本毛主席语录，身无分文就可以跑遍全国各地。到北京，等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小将，到许多大城市和高校，去看大字报，当然也免不了去参观风景名胜、好在是住宿、吃饭不要钱，每到一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安排去各高校串连、住宿、吃饭。各地的火车站都是人山人海，火车上的走道、厕所里都挤满了人，甚至连行李架上都睡上了人，想要小便都十分困难，男同学就用茶缸子、一次性纸杯把小便往外倒，女同学只好三、五个人围成一个圈，挡住别人视线就行。就这样，我从南京到北京，从沈阳到广州，从上海到重庆，全国就差*、西藏没有去，说那里人皮靴子里藏着匕首，搞不好会搭上性命。有的同学夏天出去，冬天回来，没有寒衣，多所高校都有棉大衣租，就这样闹腾了两、三年，全国批斗了无数的“走资派”，冤死了不少的老干部，工农业生产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收拾局面，后来各地、各校都成立了*管会，中央号召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大串连的队伍才陆陆续续回到各自的学校。南京大学进驻了工宣队，带领我们到浦口的浦镇车辆厂学做工，到新街口百货商场学当营业员，到南京郊区的上新河去支农，可谓工、农、商、学、兵，样样都干遍了。年，我大学毕业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我们这一代人，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因为当时的国家机器都还没有恢复正常运转，我们德语专业的64名毕业怎么分配，成了难题，后来不知怎么形成了这么一个方案：江苏64个县、市，每处分配一名。我是淮安人，自然就回到了故乡。
回眸17年的求学之路(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五年)，结交了成百上千的同学，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考试，莘莘学子们就像一座金字塔，底座很大，越往上越小，可谓大浪淘沙，总结自己的学习体会，大致有这么几条：学习要有动力，学习要有环境，学习要有信心，学习要有后盾，学习要有榜样。
学习要有动力。动力来自哪里?国家号召我们：要为民族振兴而努力，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落后就要挨打。”家长教育子女：“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学的就像石上刻的。开卷有益。我的父母叮嘱我：满树的枣子就望你红啊！动力来自方方面面。有的时候，爱情也能成为动力，为了获取姑娘的芳心，拼命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赢得大家投来赞许的目光。甚至贫穷也是财富，因为穷则思变，要改变贫穷，只有拼搏，才能获得成功。为什么古人留下遗训：家无三代官，家无三代穷，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学习要有环境。古代有个“孟母三迁”的故事，那是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连续三次搬家。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试想，家中那么多人在打麻将、玩扑克、吵杂声不绝于耳，你能学得下去吗？你周围的同学朋友考上了清华、北大，势必你也得去拼命搏了。
学习要有信心。古语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要有所建树，首先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学习要有后盾，所谓后盾，就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必备的条件、必须的投入总是要有的。俗话说工欲与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工具，就做不出像样的产品，我小时候也想学乐器，想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可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连一把二胡都买不起，更不要谈吉他呀、钢琴呀等等，或者交点学费去参加什么辅导班之类，因此，我一辈子下来，没有什么特长可言，
学习要有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记得在小学期问，门口有位邻居叫任光玉，比我长几岁，他对书本十分爱惜，哪怕是旧书，都不会发生卷角的现象，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本本书包装整齐，根本不会发生缺页少角的现象，连小学的学生证至今我都保存完好。学生阶段，我十分羡慕字写得好的人，我的数学老师汤国桢板书特别认真、漂亮，我总是模仿他的字，一笔一划，先慢后快，一个字能重复写几十遍、几百遍，由羡慕到临摹，直到像为止，
大学毕业以后，自然就成了国家干部。那个年代，大学毕业是包分配的，年，文革的影子还没有完全消退，我们分配来淮安的所有毕业生(大约有八、九十人)被分配到几个乡镇的点上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个点上(一个村)十来个人，两、三个人驻一个生产队，我和徐州医学院毕业的曹春贵(淮阴县人)被分到城东乡蒋南村二组，住在生产队的队房里，和社员一样，一起上工，一起收工，自己起伙。工资关系落在城东乡*府，每月42.5元，定行*24级。由于曹春贵会看看病，乡亲们为感谢他，不时送来些许蔬菜、一些杂粮，以接济我俩的伙食，半年以后，县里开始组织社教队，从下放千部和大学生中抽调，我被抽调出来做文字工作(内勤)，先后四期(每年一期)，分别在南闸镇的林南村、林集镇的平河村和席桥镇的队部、城郊乡的队部。
年，许炳衡兼任交通局人武部*委期间，慰问驻*高炮旅。
年我被正式分配到县运动办公室工作，负责“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反盗窃、反浪费)。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同年调至县级机关*委会负责青年团工作，年调入县*工组(后分为组织部和宣传部)，年改为组织部，年任基层组织科副科长，直到年6月20日，县委付书记侍瑞林找我谈工作调动，任南马厂公社*委副书记，8月6号县委组织部借元件厂汽车送我到南马厂公社报到上班。锻炼了二年，年6月任南马厂乡*委书记，时年37周岁，在讲究学历的干部“四化”年代，大学本科的年轻干部在全县30多个乡、镇的正职干部中还真是屈指可数。年底调任经济基础较好的城郊乡任*委书记，我感到欣慰的是，离家近，对照顾家庭和辅导孩子学习或许有些帮助，年10月调进城里，任交通局局长兼*委书记，干满两届(每届四年)，年底换任民*局局长兼*委书记，这便是我仕途中的最后一站。年退休。
许炳衡，男，汉族，年生，中共*员，副研究员职称，在淮安区民*局局长岗位上退休。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德文专业，历任淮安市(县级)委组织部科长、乡*委书记、市交通局长、市民*局长。年在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期间，由于积极组织干部群众抗洪救灾，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荣立淮阴市人民*府、淮阴市*分区抗洪救灾个人三等功一次。平时，喜爱笔耕，部分作品荣获省交通厅和淮阴市人民*府颁发的优秀论文奖和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度被《中国交通报》、江苏《*的生活》杂志、《企业与企业家》杂志、《中国河运报》等报刊聘为特约记者和特约通讯员。主要著作有：《淮安交通史》、《先行的轨迹》。
本文选自届高中甲班编纂的《长淮漩花》一书
原标题为《走近新境界的履痕》
编辑：任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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